塞特姆布裏尼回答，納夫塔給他的聽眾們送上了一個革命加反動的拚盤，隻可惜愚民政策的作料加得太多，所以吃起來很不是味道。他關心民眾的啟蒙令人產生好感，可這好感所剩不多，因為聽眾擔心這兒起作用更多的是一種本能的傾向，即老想使民眾和世界永遠籠罩在文盲似的蒙昧中。
納夫塔微微一笑。文盲!哈，塞特姆布裏尼先生一定以為終於說出了一個真正可怕的字眼兒，就像讓人看見蛇發女怪的腦袋一樣，確信誰都會嚇得臉色蒼白了吧。他，納夫塔，卻感到遺憾，不得不叫他的對手失望，因為人文主義者對文盲這個概念的恐懼隻令他好笑。事實上，隻有文藝複興時期的文人，隻有咬文嚼字的作家，隻有矯飾的修辭學者，隻有崇拜形式的小醜，才會賦予讀和寫這些科目以如此誇大的教育作用和緊迫意義，才會相信精神缺少這些知識便會為黑夜所統治。不知塞特姆布裏尼先生是否記得，中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沃爾夫拉姆·封·埃申巴赫[57]就是個文盲。那時候，在德國認為送男孩子去上學是可恥的，除非他正好許了願準備當教士。貴族以及民眾對書寫技藝的這種輕視，始終是身份高貴的標誌——文人學士作為人文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嫡子，能讀又會寫，貴族、武士和民眾都不會，或者隻馬馬虎虎會——但除此之外，文人學士對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東西都不會，都不懂，一輩子隻知道誇誇其談，隻會幾句拉丁語，而把生活讓給了正常人——這就是為什麽他們把政治變成一隻灌滿風的口袋，也就是裝滿修辭學和文學的口袋，拿黨派術語來說叫作激進主義和民主主義等。
現在，又看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的吧!他高聲道，納夫塔譏諷對於文學形式的愛好，以顯示自己對過去某些時代的野蠻狂熱的推崇，是太冒險了。因為，沒有這種愛好，就不可能想象有任何人性，絕對和永遠不會有!還說什麽高貴？隻有人類的敵人，才會把這個形容詞加之於無言的粗魯的事物。真正高貴的，恰恰唯有某種慷慨大度，大度，它表現在賦予形式以獨立於內容的自身價值，人的價值——把言語當作純粹的藝術加以崇拜，這是希臘羅馬文明的遺產，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作家，至少應該在通行羅馬語族的地區和國家將它恢複振興起來；它同時也是一切後來的理想主義，包括政治上的理想主義的根源。“不錯，我的先生!您企圖汙蔑言語與生活的脫離，恰恰是美的、圓滿的、更高一級的統一。在一場以文學和野蠻為分界限的論戰中，我不擔心心性高卓的年輕人會站在哪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