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隻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傳習錄·陸澄錄》
明明德當然很重要，而且看上去，隻要能明明德，好像萬事大吉一樣。但王陽明早就指出過，隻談明明德不談親民，就似老佛。明明德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修行上，領導者如果隻是顧著自己的善惡，就會拒絕承擔責任和風險，這就如同佛和道一樣，隻顧著點亮自己，至於光照他人，那不是他首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明明德必須去親民上體現，通俗而言，你的明德必須去民上呈現出來，如果明德沒有被遮蔽，那它在民上的呈現必然是“親”。
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一個本質的不同即在這裏，朱熹認為應該是“新民”，王陽明則認為應該是“親民”。新和親，到底有什麽不同呢？
來看個故事：西周初期，周公把薑太公封到齊地為諸侯，把周公的兒子伯禽封到魯地為諸侯。
薑太公五個月後就來報告政情。
周公問：“怎麽這麽快？”
薑太公答：“我簡化了政府的組織，禮節都隨著當地的風俗。”
三年後，伯禽風塵仆仆而來報告政情。
周公問：“怎麽如此慢？”
伯禽回答：“我改變他們的風俗，革新他們的禮節，這是個大工程。”
周公說：“如此看來，後代各國必將臣服於齊啊！處理政事不能簡易，人民就不能親近他；平易近人的執政者，人民一定歸順他。”
薑太公和伯禽的治國方略就是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第二句的理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
朱熹認為，是“新”民，王陽明認為是“親”民。
薑太公用的是“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順著百姓的心而用心，不僅關懷他們的身體，更關懷他們的心理。不違背他們的意誌，使他們有一定的獨立精神，和而不同。簡單而言，親民就是為員工服務，為本國人民服務，為人類服務，為整個宇宙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