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之際，擺在王誌綱麵前有三條路，一是進政府機關當幹部，二是留校當助教（那時大學教師地位頗高），三是到研究機構做學問。王誌綱首先排除了第一種，他表示自己堅決不走“仕途”。斟酌再三，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因為這個“方法論迷”希望在一個專門的研究單位進一步攻克他孜孜以求的《資本論》之迷，並以嶄新的方法論，對當時改革開放中的一些理論與實際問題，進行獨到的觀察與思考。
1984年初，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步伐深入，許多地方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京、津、滬等人才相對富餘的大城市，刮起了一陣人才被“挖走”的旋風。據不完全統計，僅那年五六兩個月，光深圳市就“挖”走了四千餘名科技人才。
甘肅地處邊遠，信息比較閉塞，文化經濟比較落後，天時、地利皆不如人，因而在引進人才中處於劣勢。那麽這個矛盾有無辦法解決呢？王誌綱在一篇研究報告中認為，辦法就是充分發揮政策上的靈活性，不隨大流，多辟蹊徑，引“才”而不一定引人。
王誌綱寫道：所謂人才，無非是指具備一定文化科學技能和創造才能的勞動者。各地通過招聘、調入等手段引進人才，主要是通過掌握勞動者實體的所有權，力求獨享他的科技、創造才能。人與才——人才在客體與主體上這種可分離性，昭示了兩個問題：其一，像甘肅這樣一些比較落後的地區，通常采用的一些人才引進方法並不那麽保險，如果運用不當，引進單位耗費不少，卻可能得到的隻是人，不是才；其二，人才引進還有另外一種方式，不改變人才所有權，即隸屬關係，隻引進人才的知識、技能，而不是人本身。這裏姑且借用兩個名詞，稱前者為人才資源的“硬件”開發，後者為人才資源的“軟件”開發。他繼而分析道：在我國現有條件下，對人才資源實施“軟件”開發，相對“硬件”開發，所受限製要小得多，周旋餘地要大得多，值得西北各落後省市大做文章。因為我國東南地區與西北地區有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別，這就限製了西北地區包括我們甘肅對東南部積壓人才的開發效果，但限製的隻是我們對人才“硬件”的引進，並未限製住我們對人才“軟件”的開發。為此，王誌綱提出對策：如何對人才“軟件”進行開發呢？在現有人事製度下，對不願意離開發達省市來甘肅的人才，我們可仿效農村專業戶“離土不離鄉”的辦法，繞開客觀條件限製，采取下列開發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