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一年裏始終拒絕跟安德烈有所來往的《巴黎晚報》的同行，如今不失時機地跟他打招呼了。當人們想來一次熱熱鬧鬧的聚餐，而不是一次別別扭扭的晚會時，他再也不是別人為避免尷尬情境而刻意加擺的第十四套餐具，而是出現在前十名之中的應邀來賓。
由於安德烈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夥子，所以根本就不缺少種種說親的提議，但是，他出於謹慎，更願意在司機、雷蒙先生、廚娘的丈夫、他們的兒子都不占位的那些日子裏，繼續去拜訪弗拉迪。那個波蘭女傭很積極，很投入，盡管有語言障礙，還是帶給了他無比的安慰。
安德烈筆鋒所指幾乎對準一切，當然，帶著一種對倫理道德問題的偏愛，而這一道德偏愛是相當地基本，相當地誘人，得以被相當多的人所分享。通過穩定法郎來讓那些對國家財政給予信任的小額儲戶破產，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正常？在1914年就被限定的最低家庭房租，到1928年竟然增長了六倍或者七倍，這是不是能被接受？總之，他要為簡單的人提供簡單的東西，並讓它能被人立即抓住，同時也顯而易見地能抓住人。他是在呢絨桌子上競賭呢。
一旦成功，便步步順利，安德烈不禁問起了自己：時機是不是已經來到，可以為一家其聲譽尚未被它老板的聲譽所玷汙的報社工作了？
在《巴黎晚報》那邊，存在著一個很有質量的媒體，那裏的記者也要比基約多雇用的那幫子人更有良知，也更自由。但安德烈是一個“家傳的記者”，就像到處會有“家傳的工程師”那樣，他並不確信，他的價值在別處也會得到承認。但他畢竟夢想著能稍稍多掙一些錢，並時時留意著他的行情。一旦有什麽機會，他就會要求漲工資。
不論在哪裏，人們都會給他送上各種各樣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