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早上，阿加莎姑媽把我堵在小窩裏宣布了一條噩耗，我知道自己的好運氣終於用光了。是這樣的，一般來說，“家庭風波”都不會波及到我。每當二姑媽和四舅媽相互喊話，像兩頭乳齒象一樣隔著原始沼澤地咆哮，或者詹姆斯叔叔關於梅寶堂妹奇異舉止的家書在家族圈子裏來回傳閱(“請仔細讀過然後轉交給簡”)，一家人都習慣把我忽略不計。做單身漢就是有這個好處——並且在我那些血脈至親看來，我這個單身漢還是個半傻子。“伯弟根本不上心，叫他也是白叫”差不多成了句口號，坦白說，我還巴不得如此。我最樂得清淨了。正因為如此，這次我才覺得“我呀已在劫難逃”[1]：這天我正無憂無慮地叼著煙，阿加莎姑媽款款走進客廳，開口就是克勞德和尤斯塔斯如何如何。
“謝天謝地。”阿加莎姑媽說，“克勞德和尤斯塔斯的事終於安排妥當了。”
“安排？”我完全摸不著頭腦。
“他們星期五坐船去南非。苦命的艾米麗啊，她的朋友範·亞斯提尼先生在約翰內斯堡開公司，答應給他們謀兩個缺，我們希望這對兄弟能在那邊安定下來，有所發展。”
我還是一知半解。
“星期五？你是說後天？”
“對。”
“去南非？”
“對。坐‘愛丁堡城堡號[2]’。”
“為什麽？他們在牛津不是還沒畢業嗎？”
阿加莎姑媽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伯弟，莫非你對至親的情況真的這麽不上心，連克勞德和尤斯塔斯被開除的消息都沒聽說？這都半個月了。”
“不是吧？”
“伯弟，你真是無可救藥。我還以為，無用如你——”
“他們為什麽被遣送了？”
“他們往學院初級學監的頭上潑檸檬水……伯弟，這麽無法無天的行為，我看不出有什麽好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