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灑在紮福諾公館小晨室中，沐浴著正對太陽的桌前的我、背景處徘徊的吉夫斯、四隻醃鯡魚的剩骨、一隻咖啡壺以及空****的烤麵包架。咖啡壺倒得一幹二淨，我若有所思地啜飲著最後幾滴咖啡。近來的一係列變故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如今，這個更加穩重、更見成熟的伯特倫·伍斯特將目光投向烤麵包架，發現上麵空空如也，於是轉而凝視服侍我用早餐的人。
“吉夫斯，現在公館的廚子是誰？”
“是一位姓珀金斯的女士，先生。”
“她燒得一手好早餐。替我謝謝她。”
“遵命，先生。”
我端著杯子湊到嘴邊。
“這會兒還真像雨過天晴的樣子，吉夫斯。”
“先生形容得恰到好處。”
“而且還是場暴風驟雨，啊？”
“的確是心智的審判，先生。”
“審判這個詞真是‘魔語斯特’[1]，吉夫斯。我那一瞬立刻想起了當年被審的情形。吉夫斯呀，我一向自視英勇無懼，遇到生活中的倒黴事兒，我也不是輕易變色的。但不得不承認，我給帶到紮飛麵前的時候，還真慌了神兒，又緊張又尷尬。紮飛還真是透著一股至高無上的法律威嚴。我壓根不知道他還戴角質框眼鏡。”
“據我所知，爵爺履行治安法官職責時都要佩戴眼鏡，先生。我想是爵爺認為這樣有助於鼓舞斷案信心。”
“哎，怎麽沒人事先提醒我呢。我真是嚇壞了。他一戴上眼鏡，整個表情都變了，模樣簡直像阿加莎姑媽。我趕緊提醒自己，我們兩個曾肩並肩地站在弓街法庭的審判席上，被扣上賽艇之夜引**亂的罪名，就靠這個才保持了‘傷不化’[2]。幸好，這個叫人如坐針氈的程序還算短暫。我得承認，他倒是雷厲風行的，不一會兒就把多布森的陳詞駁倒了，啊？”
“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