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吉夫斯有一回說過——我忘了當時討論的是什麽話題來著，不過他有時候會莫名其妙地發表感慨，留給我琢磨——地獄之怒火比不上受羞辱的女人。在今天晚上之前，我一直覺得此言頗有道理。我是從來沒有羞辱過哪個女人，不過胖哥·托森頓曾經羞辱過他姑媽。他二話不說就拒絕到帕丁頓接她兒子傑拉德、請他吃午飯、再送他去滑鐵盧上學。後來他姑媽就跟他沒完沒了了。有信——他說那內容不親自讀你都不信，還有兩封措辭極其嚴厲的電報，外加一張語帶挖苦的風景明信片，上麵印的是小切伯裏戰爭紀念碑。
所以說，在今天晚上之前，我從來沒有質疑過這句話的真實性。受羞辱的女人名列榜首，其餘的靠邊站，這是我的一貫看法。
但是今天晚上，我的觀點變了。要是想知道地獄之火究竟是怎麽燒的，那就去找那個被連哄帶騙推上自行車，經曆了一段漫長而毫無必要的騎行，而且是在黑暗中，而且還沒有燈的家夥。
注意“毫無必要”這個詞。我感到心裏灌了鉛，主要是為這個。要是孩子得了喉頭炎需要找醫生，或者酒窖空了需要到當地酒館尋找補給，我肯定二話不說跨上鞍座。絕對是小洛金伐爾[1]。可是我這次活受罪，僅僅是為了滿足某私人男仆扭曲的幽默感，這實在過分，我從頭到尾生了一路子的氣。
我是說，雖然保佑好人平安的老天讓我得以順利到家，毫發無傷——除了較有彈性的部位——一路上為我除掉山羊大象甚至是長得像阿加莎姑媽的貓頭鷹，但是，最終停靠在布林克利大門前的伯特倫還是眉頭緊鎖、心懷不滿。我看到門廊中一個黑影出來迎接我，於是準備放任自己，打開思想的瓶塞，釋放全部怒氣。
“吉夫斯!”我說。
“是我，伯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