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切道德準則、禮法規範都被埋葬的時候，帝國本身便再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
昭宗最後的錯誤是十世紀初釀成的。
悲哀至極的天子開始走向極端。從華州回京後，昭宗開始酗酒，變得性情暴躁，喜怒無常。他此際已是既無權威，又無倚靠的空頭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氣化為對家奴的凶殘暴戾，他要對宦官開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與宰相崔胤謀議，於六月份先將兩位專權的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貶出京外並不日賜死，揭開了大清除的序幕。
這又是昭宗太過於“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敵人，但昭宗在如此紛亂的時代尚能堅持時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沒，是他們努力在維係著皇帝的存在。與朝士不同，沒有了天子也就沒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拋棄理念，可以棄暗投明，但宦官則不行，不論在什麽情況下，他們都別無選擇，隻有和天子——或者說是和他們的天子——站在一起。曆次兵變而使皇駕播遷，都是宦官們臨危不懼，護駕出逃。天子其時並不是不想帶走文官，一是事起倉促，二是文官大都是書生，在那種場合下，實在也沒什麽用。而宦官典掌禁軍多年，畢竟還是有隨機應變能力的，至少他們很會保護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虛，在這一點上甚至比恪守傳統的士大夫們還要堅決。所以他們即使擅權專政，驕橫跋扈，但在實質上與天子是同一個聯盟。在其他任何時候，恢複王權都必須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權已行將就木的時刻，卻萬萬不可走這一條路。
此時此刻，宦官、朝士、藩鎮三者對於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無法控製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絕不能讓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對宦官動手，隻有倚靠朝官，可朝廷無兵，所以朝官還得倚仗地方強藩；藩鎮之間本有矛盾，又會各為其援。三者中各有兩方合縱連橫，勢必兵戈再興，後果豈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