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誌綱：為什麽這麽說呢?很簡單，這種行業做法麵對的是兩個特殊的背景——找市場和做市場。找市場是說在市場現成的情況下，考慮如何來填滿市場的空缺；但在中國更多的是做市場，是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去引領、開發市場。我曆來相信市場是做出來的，不是調查出來的。這就涉及到用哲學定性來把握大勢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功能性定量。第二個問題，前一種做法是在經濟相對比較平穩和成熟的社會裏，像澳大利亞，10年、8年變化不大，在細分市場上是管用的。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波譎雲詭、風雲變幻、大起大落、機會頻生的社會大背景下，這種做法無異於刻舟求劍——計劃趕不上變化。
美國的“矽穀之父”曾經說過，所謂定量的市場細分，是無法概括社會變化的萬分之一的。他認為，未來時代是個哲學時代、定性時代，必須把握規律，做到適度超前。我把這個時代裏在中國做事比喻成一場衝浪運動，前提是你必須吃透國情，要知道如何掌握動態平衡。馬克思說過，任何一門科學隻有用數學方式來表示的時候，它才是科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一個公式，包括西方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方式也是，但後來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現代社會，在非紅即白、非此即彼的過渡狀態或者邊緣狀態，有很多東西是無法量化、無法描述的。於是人們創造了一種模糊數學。西方20世紀60年代產生的模糊數學，突破了傳統精確數學的束縛，對人類應用領域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後又有模糊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同西方對接的時候，我們的方法論可能更接近模糊數學或模糊哲學。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動時代，中國整個960萬平方公裏都是矽穀，變速太大了，如何在浪濤裏衝浪，有很大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