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問題
現代科學危機的觀念常會受到懷疑，理由是如果沒有現代科學，廣島和奧斯維辛的悲劇，以及其他類似的由科技催生的災難就不可能發生，但它們實際上都是科學應用的結果，而不是“科學本身”。這一主張通常會伴隨著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從“事實”之中不可能得到“價值”，即行動的準則。胡塞爾對宇宙的數學化的解釋非常重要，它提出了一種方法，該方法可以超越由科學或科學應用中的“錯誤”產生的抽象選項，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哪一選項表示排他的擁護，都會使科學在現代世界中所處位置的解釋變得極不合理。問題在於，科學是實踐，且與其他實踐密不可分，所有這些實踐都要求對什麽是值得做的這一問題做出評估。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說，科學不能自我合法化，它不能為它的應用提供客觀的標準，因此，就理解現代科學的作用而言，草率地為“科學”進行辯護也許是一種不充分的回應。科學有價值，它能辦到其他所無法辦到的事，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它能辦到的事也可能極具破壞性和毀滅性。一種純粹客觀的理論並不僅僅是假設科學的主要價值在於能提供一種“本然的觀點”，而是首先要解釋這種觀點為什麽應該視作是其最本質的目的。正如胡塞爾所言，以數學為基礎的純粹對象的理念占據支配地位一事，是最近才出現的曆史現象。
胡塞爾從他關於邏輯和感知的更為技術性的工作，轉向對科學和現代文化之本質提出質疑，這一轉變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其弟子海德格爾[1]（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影響。反過來，沒有胡塞爾，海德格爾也無法形成他的觀點，但是，海德格爾以意義重大、極具爭議的方式改變了他所吸收的觀點。在海德格爾那裏，哲學與現代性的複雜關係變得越發明顯。當時他在思考一種挑戰德國現代世界的新方法。他的著作確實就批判納粹暴行與現代性中科技的角色的關係這一問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