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諷
有一點也許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哲學的目的是找到關於世界的確定無疑的真理。但是，施萊格爾[1]（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和諾瓦利斯[2]（Novalis， 1772—1801），這兩位我們通常所說的“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最為傑出的代表，卻認為哲學的目的也許並沒有那麽明顯：“實際上，如果整個世界如你要求的那般，真的突然變得完全可以理解了，那你一定會很沮喪。”德國浪漫主義哲學誕生於18世紀末的耶拿[3]，它的一個關鍵方麵就是對哲學的主要任務提出了極為激進的疑問。如果我們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考慮哲學的話，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抵達知識的道路。但是，針對懷疑論給出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是否真能改變大多數人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點仍然存疑。在黑格爾看來，對懷疑論的克服依賴懷疑論產生的原因：即真理總是不斷被否定這一事實。他不再關注我們的思想是否與“現實”保持聯係，因為“現實”正是由主客體互動產生的否定過程，這無法從一種超越現世的角度來進行描述。對於黑格爾而言，“本然的觀點”和康德的“物自身”都涉及了同樣的問題：它需要抽象化，即抽離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客體的一切。
在1801年的講座中，施萊格爾就已經提出了一個指向黑格爾日後所謂的“決定性的否定”的觀點：“當對立的錯誤互相抵消時，真理便出現了。”施萊格爾所采用的方法是“反諷”：在他看來，對真理的肯定性判斷很有可能會被消解，就像反諷的陳述總是會消解其字麵意義一樣。黑格爾對此種反諷的回應是去尋找否定變為肯定的地方；而浪漫主義哲學則與此相反，認為反諷也許沒有最後的終點。這可能會導致一個問題，那就是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相對的這一主張本身就是絕對的。但是，施萊格爾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所有真理都是相對的，那麽，所有真理都相對的這一命題也是相對的。”所以，人們又該如何維持一種絕對的感覺，避開這樣的悖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