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回歸
當人們懷疑康德和德國唯心主義所說的自決不過是自我保護這一本能的偽裝時，現代性的矛盾本質便凸顯出來了。在這裏，謝林和馬克思早期對自然積極的重估，被另一種“自然主義”取代了，這種自然主義，既把將為生存付出的努力看作是自然的本質，也把它視為理性隱藏的動力。在對自決質疑所暗含的意義這一問題的探討，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著作所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叔本華的主要著作《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第一次出版於1818年，增訂版出版於1844年）剛出版時幾乎沒有激起任何水花。後來之所以能成為也許是19世紀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哲學著作，有三個原因，其一是瓦格納[1]（Richard Wagner）對此書的大力宣揚；其二是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其三則是該書對人類自我形象的毀滅性影響。此書可能在20世紀初的影響力最為巨大，托馬斯·曼[2]（Thomas Mann）、馬勒[3]（Gustav Mahler）等人都受到其影響。叔本華的這部代表作頗受爭議，它並不十分具有說服力，但是我們也知道，指出哲學討論中的瑕疵往往並不能揭示究竟是什麽使得一位哲學家的著作意義非凡。關於這本書，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它是一本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和無神論作品，並且，它還為現代哲學帶來了一絲新的悲劇氣息。
誠然，沒有古希臘悲劇的德國唯心主義是難以想象的，但悲劇對改變的必然性的洞察，使人們可以忍受悲劇的必然性。曆史也許真是一座屠宰場，但理性卻通過流血殺戮達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在埃斯庫羅斯[4]（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亞》[5]結尾，一種新的司法體係誕生於種種恐怖中，這正是此處的一個最好範例。相比之下，後來的謝林、叔本華和尼采對悲劇的非唯心主義解讀並不存在救贖的一麵：人類的秩序形式被“他者”推翻了。想想那位在無意中殺死父親、娶了母親的俄狄浦斯，或《酒神的伴侶》[6]中被外在力量摧毀的城市。叔本華對康德的解讀本就暗含一種與唯心主義觀點不同的悲觀主義。人類秩序最主要的基礎是親屬關係體係，這種體係要求人們產生一種對於知識而言至關重要的身份認同感。在康德看來，從世界獲得的感性材料隻能在經過判斷，並被歸到範疇和概念之下時，才可以被人理解，而判斷的作用就在於使材料與其他材料相認同。在希臘悲劇中，人類的認同形式常常麵臨被摧毀的威脅，其中的原因在於，這個世界超過了我們所能知道的範圍。這一點也可以被看作是對康德的“物自身”的另一種闡釋。世界“超過”了我們的知識，從而導致了各種悲劇的發生，在這樣的悲劇中，親屬秩序被推翻，致使出現了**、弑母、弑父和手足相殘等行為。從這種“超過”到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隻須邁出一小步，而這正是受到了叔本華的影響。對叔本華而言，表麵呈現的東西，就像弗洛伊德的自我觀念一樣，可以被無意識的基礎所顛覆。康德對於“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成了世界作為“表象”（Vorstellung）和世界作為“意誌”的區分。雖然對康德來說，我們是不可能進入物自身的，但我們可以通過我們對其幾乎毫無掌控力的經驗進入作為意誌的世界，這種經驗包括饑餓和性衝動。表象是不顯現的“意誌”的客觀化，意誌是它們的基礎：“牙齒、食道和腸道是客觀化的饑餓；**則是客觀化的性欲。”叔本華把這一基礎稱為“意誌”，和康德的道德自決的“可理解”基礎一樣，它也不是時空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意誌中不存在道德：它是一種盲目的衝動，它通過產生和摧毀客觀形式來不斷地與自身對立。我們不能通過認知進入意誌，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隻是“表象”的世界。這又牽涉到了“直覺”，它再次提出了關於直覺的主張如何合法化的問題。叔本華怎麽知道他的見解就是這個宇宙真實的形而上學的圖景呢？然而，舊話重提，即使其中的哲學論點永遠無法被證實，他的觀點也表達出了現代人類與世界相聯係的方式。雖然將哲學簡化為曆史的行為不可取，但令人震驚的是，從叔本華到達爾文再到尼采，他們所表達的關於現實的對立本質的觀點，竟然應和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製造的日益對立的社會政治世界的時代，並且這個世界還正在滑向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