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戰、海戰共同凸顯出戰爭可怖的一麵，而衝突程度之廣，已隱約可見20世紀“全麵戰爭”的痛苦端倪。交戰各國還竭力動員其民眾加入爭鬥。如我們所見的那樣，法國人熱衷於此，但其敵手也不遑多讓。1812年，克勞塞維茨認為：“如今的戰爭並非國王與國王、軍隊與軍隊間的交手，而是一國人民對另一國人民的戰鬥。”政府、教會、知識分子、媒體、文化組織以不同方式激勵人民加入戰端。不過，正如許多舊政權政治家看出的那樣，發動群眾存在著風險。一些官員主張，唯一能夠頂住拿破侖攻擊的方法是借鑒法國革命的某些改革。正如普魯士改革家格奈森瑙指出的那樣：“大革命令全體法國人民在社會、政治上平等，從而顛覆了昔日權力平衡。倘若其他國家希望重鑄平衡，它們必須采用同樣的手段。”他補充說，這意味著借用“大革命的軍械庫”。
然而，盡管全體交戰國均實行了改革，但各自程度不盡相同。多數情況下，其社會、政治核心結構並未變動，甚至軍隊隻做了修修補補而非徹底改造。大部分歐洲政治家無意大幅改變原有秩序，更遑論放棄絕對君主專製了。他們一些變革的靈感在戰爭爆發前便誕生了，源於1789年前的“開明專製”。政府還麵臨特權利益(例如貴族和教會)的挑戰，後者擁有足夠的力量去阻礙改革。最激進的方案出現於普魯士，這部分是為了回應1806年耶拿恥辱的慘敗，但也因為它和腓特烈大帝時代的開明改革一脈相承。
不過，雖然普魯士對聯盟最終的勝利貢獻頗多，但保守的奧地利、俄國軍事上的成就也舉足輕重，甚至居功至偉。1812年以後，從持之以恒、投入兵力以及外交領導力來看，俄國對打敗拿破侖作出的貢獻恐怕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個盟國——僅奧地利在1813年末至1814年投入的軍隊略勝一籌。[1]這說明，拿破侖歸根結底並不是敗於徹頭徹尾的改革，而是敗給了大體未變的舊政權。這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愛國熱忱多大程度上是聯盟勝利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