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對拿破侖的勝利不吝溢美之詞成了時尚：曾經因此蒙難的人消失了；我們不再聽聞受害者悲痛的哭號與詛咒；不再目睹法蘭西精疲力竭，隻剩婦人下地勞作……我們不再看到街角的征兵布告，以及長長的死亡名單前聚集的人群——他們驚恐地尋找著自己孩子、兄弟、朋友、鄰居的名字。
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裏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在其完成於1839年的著作中寫下了這些回憶中陰沉的思緒。作為一名法國保皇黨，他對拿破侖及其遺產懷有敵意不足為奇，但他還是捕捉到了戰爭引發的普遍苦難。夏多布裏昂既是一位外交官也是一名作家。不過一代人時間，他的同代人輕描淡寫間便已忘卻了毀滅而隻記得榮耀，雖不意外但仍令他沮喪。
拿破侖本人應為此負部分責任。從1815年困於聖赫勒拿島至1821年逝世，他曾長期與秘書埃馬紐埃爾·德·拉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交談，後者詳盡記下了皇帝的沉思。拉卡斯的著作《聖赫勒拿島回憶錄》(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在拿破侖死後不久出版，並成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拿破侖回憶錄。這部分是因為它將法國民眾間流傳的傳奇因素濃縮為一部作品——勝利，帝國，大革命的救世主；同時還因為，這是自滑鐵盧以來拿破侖的首次發聲。這些鼓舞人心的話語，令19世紀20年代正在與保皇派、反動派鬥爭的法國自由主義者心有戚戚。拿破侖之名不僅意味著軍事上的榮耀，還代表著保衛、傳播法國大革命的解放理念。
和許多神話一樣，它們之中也埋藏著真實的種子。拿破侖或許試圖粉飾自己及其後裔，但他的帝國中的確蘊含著某些積極因素：他並非希特勒(人們常常用來對比二人)。不論在哪裏，《拿破侖法典》都保證公民平等並打擊特權，尤其是廢除了領主對農民的權利。同一部法典賦予了拿破侖的臣民一套大體是公平、便捷、易用、廉正的法律體係。而帝國施行的《教務專約》解放了宗教少數派，尤其是猶太人，令後者擺脫了群眾基於偏見而不時發動的暴力攻擊。拿破侖的憲兵成功地給傳統上盜匪橫行的邊疆地區帶來了法律和秩序。對這一代(或1815年之後)的歐洲自由主義者及許多曆史學家而言，那些積極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戰爭造成的毀滅和痛苦。但普魯士於1815年吞並萊茵蘭時，德意誌群眾成功地讓法典得到保留，它一直運作到世紀末。甚至在那些複辟君主竭力清除拿破侖秩序所有痕跡的地方，塵埃落地後，也是“春風吹又生”。在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憲兵隊十分有效以至無法廢止：他們被更名為“卡賓槍騎兵”(Carabinieri)並構成了其現代意大利同行的雛形。若幹年後，《拿破侖法典》的要素再度流行。在教皇恢複統治的羅馬，宗教狂熱分子最初甚至禁止接種牛痘並廢除了路燈——因為它們都是拿破侖引入的。幸運的是，冷靜的頭腦很快占據了上風，一些更有益處的法國遺產得到了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