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塞維茨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怎麽可能會有戰爭“理論”？這不僅僅是一個與士兵在性情上傾向的粗魯實用主義相對立的問題。這樣的實用主義認為建立理論是無稽之談，認為所有不單純是技術問題的軍事問題都可以通過勇氣和常識的結合來解決。克勞塞維茨確實對這種態度表示了極大程度的理解，我們即將看到，他的著作為這樣的態度提供了一些辯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解釋為什麽在過去，甚至在他那個時代，他提出的所有理論雖然不具有誤導作用，卻也是不充分的。此外，他還要解釋，為什麽盡管有如此慘淡的記錄，理論仍然可能是正確的。
除了回憶錄和敘事史的作者之外，此前的戰爭學作家可以被分為三類。絕大多數的戰爭作家探討的問題純粹是關於軍備、供應、訓練和部署的實際問題，但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這些問題與統兵之術的關係同劍匠的技藝與劍術的關係一樣。在普魯士軍隊中，他無疑在許多高級軍官身上看到了這種狹隘的、對於細節的關注，而這是他最急於避免的。他寫道：
總的來說，軍事活動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所有的這些都是在戰場上部署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所必需的。在達到戰爭的最終目的之前，這些知識和技能會先匯合成一些偉大的成果，就像小溪在流入大海之前先匯合成河流一樣。想控製它們的人必須熟悉那些融匯到戰爭大洋的活動。……隻有掌握了這一點才能解釋為什麽在戰爭中，有些人往往能成功地出現在高層，甚至成為最高指揮官，即使他們以前從事著完全不同的工作。事實上，傑出的指揮官從來都不是從最博學的學者型軍官中脫穎而出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一種社會地位不可能給他們帶來高學曆的人。[7]
對於那些被他輕蔑地說成是“專家”(Gelehrte)和“學究”(Pedant)的“博學”軍官，他隻有不屑。他們是必要的苦力軍，必須牢牢地守在自己的下屬位置上。然而，問題是，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真正的指揮藝術之間存在明顯的不相幹性，導致第二類作家產生了一種特有的、相反的謬誤，即這些唯信仰論者“拒絕相信一切理論，認為戰爭是人類的一種自然機能，他們隻能做到天資允許他們做到的最好程度”[8]。按照這種思想流派的說法，不可能有什麽“戰爭原則”，一切都是個人天賦的問題，既不能模仿，也無從分析。腓特烈和波拿巴的出現就像莎士比亞或莫紮特的出現一樣，是不可預測的。他們是非同尋常的超常存在，尋找他們成功的秘訣純屬浪費時間。在格奧爾格·馮·貝倫霍斯特(Georg von Berenhorst)的《戰爭藝術的省思》(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 1797)一書中，就可以找到對這一觀點最引人注目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