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當恐怖的締造者和最初的擁護者在恐怖中毀滅或被置於沉默與無能為力的境地時，人們才會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恐怖究竟為了什麽，大革命又該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個警察暗探聽到有人說：“我不知道這一切最終會有什麽結果。人們斥責兩個革命委員會，於是我們覺得這些委員會很可疑。人們斥責革命軍隊，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這一名稱的意思好像是某種反對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個人會用雄辯有力的聲音反對這個說法：他就是羅伯斯庇爾。整個秋天和初冬，他也在為革命的方向和意義苦惱，與寬容派的逢場作戲和他的政策便能證明這一點。但到2月，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來。2月5日，他在國民公會發表了一個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說：“我們正在追求的目標是什麽？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義的統治。而永恒正義的法則不是鐫刻在大理石或石頭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種政府能實現這些奇跡？唯有民主製或共和製政府，這兩個詞是同義詞。”[2]但羅伯斯庇爾指出，民主製並不等同於始終處於行動之中的主權人民(這就含蓄地拒絕了無套褲漢介入政府的要求)。
民主製是這樣一種狀態：主權人民在自己創製的法律指導下從事一切自己能勝任的工作，不能勝任的工作則由其代表來完成。所以他們應在民主製政府的原則中尋找政治行為的方針……那麽民主製或民眾製政府的根本原則是什麽呢？或者說，維持它並使它運轉的根本支柱是什麽呢？是美德……這隻能是對養育你們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熱愛……這種崇高的情感意味著把公共利益置於一切個人利益之上……你們的政治行為的首要方針必然是將你們的一切行為與維持平等、發展美德聯係起來……在法國大革命的體係中，不道德的即為非政治的，腐敗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墮落和偏見是通往君主製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