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羅納宣言》對政治現實的態度一貫是頑固而盲目的，不分青紅皂白。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曆史的典型體現。作為一場運動，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場革命可以反對的時候開始了。誠然，一旦爆發，反革命運動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廣闊範圍內為自己尋找理論依據。但是反革命運動也參與新體製的創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訴求了新的理論依據，著眼於將這些張力融入反革命的視野當中。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級和一些來自外省的教士開始以國家的名義宣稱主權的時候，一種配得上反革命名頭的東西才真正出現。6月23日的禦前會議，內克設計的一份向民眾妥協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王後、阿圖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們加以修改。禦前會議是第一次企圖阻止革命，並扭轉其成就的重要嚐試。那時，路易十六宣布的計劃並非沒有對革命精神作出讓步。他保證如沒能取得共識，便不能征稅，三級會議要定期召開，取消強製委托權，確保個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證了一係列關於財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但是貴族代表聽到這些時笑了，這說明在三個等級分離的背景下，他們要維持自己那種引以為豪的特權和封建權力，並拒絕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級代表就國家主權提出的，這些都表明他們認為革命的航標必須扭轉回來。在革命年代此後的歲月裏，6月23日的計劃其實也是那些領導反革命軍隊的親王認為他們掌權後也會接受的方案。這些親王的很多追隨者並不願采取這樣的過激行為，他們想要徹底複辟舊製度。此外，他們也很不喜歡那些事後叛變反革命陣營的人，討厭那些一旦落敗便會倒戈投降、從內部瓦解的人。從一開始，反革命就不見得比它所反對的大革命更加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