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判斷，生活條件的實際惡化程度，被人們關注到的有多少。在1750年之前，食品價格低廉，加上人口幾乎沒有增長，使得工資穩定，窮人的實際收入可能有所增加。倫敦人對杜鬆子酒的渴望所產生的可怕問題(窮人們喜歡喝茶，這種喜好雖然損害力較小，但當時同樣遭到批評)表明，至少在當時，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並不過低。然而，在18世紀下半葉，許多人的情況似乎已經惡化，又回歸到糧食收成不佳甚至不足的舊循環。再加上工業經濟的短暫衰退和失業浪潮，使得最底層人們的生活變得危險且悲慘。此外，人口迅速增長和機械創新，導致工資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使得新興無產階級中更貧困的成員不一定能分享工業發展帶來的好處。
18世紀的社會問題，其敏感程度比其他時候看起來尤甚，雖然對這些問題沒有簡單或全麵的答案。窮人開始反擊，主要用傳統武器來捍衛陷入困境的經濟秩序。為了應對物資短缺和高物價，他們呼籲舊有法律製定限製中間商和壟斷機構的條文。為了反對削減工資和引進機械，他們聯合起來，試圖挫敗他們的主人，組建俱樂部、提供社會保險。在極端情況下，他們經常爆發激烈的反叛和騷亂。盡管他們也取得過一些勝利，但總的來說，這是一場失敗的戰鬥。人們對富有的中間商的所作所為普遍心存不滿，擁有土地的鄉紳階層對這種不滿情緒表示同情。但是，隨著農業的發展，農產品的專業化市場的崛起，無論對地主還是食品商來說都至關重要。陳腐的工業關係的機製存在類似的情況：由於資本主義製造商和非熟練勞動者的共同欺騙行為，舊的學徒法得不到有效執行。認真遵守此類限製性做法的公司，將無法參與新的投資和行業。各個行業協會更得不到重視。純粹提供養老金和疾病津貼的俱樂部，得到了上層社會的鼓勵。但是，聯合會(或工會)也經常受到壓製，即使工會是針對18世紀雇主較明顯的不公正行為而成立，例如在西部的服裝業使用卡車。工會組織有時會取得成功，如倫敦的裁縫業或皇家造船廠——這要歸功於成熟的行業工會組織的決心。在大多數新興行業中，製造商都占有絕對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