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歐洲，極權主義席卷了德國、意大利和奧地利，法國和西班牙陷入了混亂；相比較而言，英國表現出驚人的穩定。英國的社會和文化等級變化很小。議會、法院和以牛津和劍橋(幾乎完全是公立學校的保護區)為首的高度分層的教育體係都一如既往地保持著高聲望。麵對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這個君主國巧妙地回應以微不足道的變化，以此來保持其尊嚴。例如，喬治五世出席溫布利杯決賽，這是工人階級一年一度的節日。1935年喬治五世的銀禧年登基紀念，也能激起全國人民的歡騰。甚至與愛德華八世退位相關的短暫危機，也沒有使君主製受到什麽損害。英國仍然與一個飽受衝突**的歐洲大陸相隔絕，英國人對歐洲大陸的民族知之甚少。
在藝術領域，30年代在很多方麵都是一個非常繁榮和充滿創造性的時期。在詩歌中，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T. S. 艾略特，一位出生在美國的保守的英國天主教徒。他的《四個四重奏》從1930年開始陸續問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事實上，艾略特越來越認為戲劇是一種更適合的藝術形式，他從《大教堂的謀殺案》(1935年)開始戲劇創作。這部戲劇是對托馬斯·貝克特殉道的最有分量的評論。然而，這一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們強烈反對脫離於20年代的布魯姆斯伯裏精神。在當時的漩渦中，年輕的詩人如奧登(W. H. Auden)、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戴-劉易斯(Cecil Day-Lewis)和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奧登的著名詩歌《西班牙》(1937年)受到他在內戰中短暫服役的啟發，成為當時文學潮流的縮影。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年輕的詩人，即使實際上沒有成為共產黨人，也與一種新馬克思主義親近。與之相反，當時的兩位更出色的年輕小說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都皈依了羅馬天主教，盡管兩個人的政治觀點和其他觀點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