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自足並有點孤立的社會中，一般模式是以消費者的利益為主導所設計的。在表麵之下，這個時代的預言家和經濟學家們發現，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生產力下降。社會學家發現了深刻的不平等和階級鴻溝，這些阻礙了“停滯社會”的現代化。英國人對自己的體製和傳統的態度是自滿得意。對於英國人來說，現在的生活似乎明顯更好。出生率下降意味著家庭規模變小，也更富有。房屋裝潢得更好；越來越多的家庭擁有汽車；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貸款買房；每年夏天都去西班牙、法國或意大利度過一個體麵的假期。
日益愜意的生活，也不局限於住在郊區半獨立式房屋的中產階級。工薪階層的人們也可以乘飛機去陽光明媚的地中海沿岸旅遊，或在酒吧、俱樂部和其他地方狂歡，因為更高的工資和更短的工作時間給他們帶來了選擇的自由。工薪階層的年輕人成為社會學分析和反叛傳統的潮流所喜歡的目標，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更古怪，流行文化在他們中間也更盛行。像長發的北愛爾蘭和曼聯足球運動員喬治·貝斯特(George Best)這樣的體育明星，代表了與20世紀20年代的傑克·霍布斯非常不同的價值觀。披頭士樂隊(一群利物浦青年)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取得了音樂上的突破，使得英國成為所謂“放任型”社會的先驅。在這樣的社會裏，酒精和毒品泛濫，裙子短得出奇，性行為也更加開放。1966年英格蘭足球隊在世界杯賽上的勝利，為年輕人的新好戰性增添了愛國主義的光環，尤其是因為英格蘭隊擊敗了老對手德國隊。足球流氓高唱著“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屆世界杯”!
此外，在麥克米倫首相等的享樂主義觀點以及工黨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文明寬容政策的助推下，中產階級改革者開始了其他社會變革。法律對性犯罪、同性戀和其他情況的罪行從輕發落。墮胎以及避孕藥和其他容易獲得的避孕手段，為無休止的性放縱提供了空間；離婚和單親家庭急劇增多。據稱，在美國肯尼迪總統的“新邊疆”政策的推波助瀾下，青年文化曾襲卷英國上下。尤其是英國大學中，混合了各種文化。在這裏，越來越多的背井離鄉的工人階級學生與更具侵略性的同時代中產階級融合在一起，因數量龐大，增強了對青年的吸引力。許多新的大學在1963年之後的十年裏紛紛成立，而老牌大學大幅擴大規模。一些批評人士抱怨說，“更多意味著更濫”。其他人反駁說，隻有5%的年輕人接受了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英國人的潛力幾乎沒有得到挖掘。由於社會富足解決了基本的生計問題，所以思維清晰的大學生可以將他們的精力轉向新的奮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