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常常需要去東部，特別是紐約出差。紐約就像是英國的倫敦——美國所有大企業的總部都在那裏。沒有哪家大公司不在紐約設立代表處卻能發展得很好。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已經能完全掌控匹茲堡的生意。我主要的職責就是指導公司的整體方針，以及參加重要合同的談判。
我的弟弟十分幸運，娶了露西·科爾曼小姐為妻，她是我們最可貴的合夥人和朋友的女兒。1867年，我們把在霍姆伍德的住所留給了我弟弟，我又一次被迫放棄原有的生活圈子，離開匹茲堡，搬到紐約居住。這個變化對我來說很艱難，對我母親來說就更難適應。但她的身體依然很好，隻要我們能在一起，不管去哪裏，我們都很高興。不過她還是有一種客在異鄉的感覺——在紐約，我們一個人都不認識。最初我們住在聖尼古拉斯旅館，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家旅館。我在布羅德街上開了個辦事處。
有一段時間，從匹茲堡來紐約的朋友們成了我們歡樂的主要源泉，同時，匹茲堡的報紙也是必不可少的。我頻繁地回匹茲堡，我母親常常陪我一起回去，這樣我們依然維持著和老家的聯係。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結識了新朋友，培養了新的興趣愛好，也逐漸開始把紐約看作是家了。當聖尼古拉斯旅館的老板在住宅區新開了家溫莎旅館後，我們搬了進去，一直到1887年，那裏成為我們在紐約的家。旅館主人霍克先生成為了我們的好朋友，甚至他的侄子也和我們保持了這種友誼。
在紐約，我從帕爾默夫婦組織的十九世紀俱樂部學到了最多。這個俱樂部每月一次在他們家聚會。大家討論各種不同的話題，不久就吸引了各界的名流參加。我要感謝博塔夫人，她推薦我成為了會員。她是博塔教授的夫人，一位傑出的女性，她家客廳倒像是這個城市的沙龍。一天，我有幸被邀請參加博塔家的晚宴，第一次認識了幾位傑出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安德魯·D.懷特，他成為了我的終身摯友和顧問。當時他是康奈爾大學的校長，之後被派往俄國和德國擔任大使，他也是海牙和平會議美國代表團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