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姨父勞德在教育方麵強調背誦的重要性，因此多德和我受益匪淺。我倆經常在同學或是大人麵前，穿著禮服或襯衫，卷起袖子，帶著紙製頭盔，臉上塗得黑黑的，拿著木條充當劍，扮演成戲劇中的人物，背誦諾沃爾和格雷納溫[1]，羅德裏克·度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2]的台詞。
我清楚地記得在諾沃爾和格雷納溫著名的對話中，我們對於一個重複出現的詞——“該死的虛偽”充滿了顧慮。一開始，我們說到這個不雅的詞時，就微微地咳嗽一聲，這常常會逗樂觀眾。一天，我姨父勸服我們，說“該死”這個詞不是罵人。這是個偉大的日子，之後我們就練習了很多次說這個詞。我總是扮演格雷納溫的角色，會說到這個詞很多次，對我來說，這個禁忌的詞語充滿了魅力。我可以充分理解瑪喬麗·弗萊明[3]的故事。一天早晨，她正在生氣，瓦爾特·司各特遇到了她，問她怎麽樣，她回答說：
“我今天早上非常生氣，司各特先生。我就想說‘該死’，但是我不能。”
從此以後，一個髒詞的表達有了轉折。牧師可以在布道時說“該死”而不承擔罪惡，我們也是，可以在表演中自由地使用“該死”這個詞。還有一段文字讓我印象深刻，在諾沃爾和格雷納溫的鬥爭中，諾沃爾說“我們再次交鋒時，我們的傷害都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寫給《北美評論》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這個表達，我的姨父剛巧讀到。之後他立刻坐下從丹弗姆林寫信給我，說他知道這個表達的出處。他是所有在世人中唯一會這麽做的。
因為我姨父的教育模式，我的記憶力大大地提高了。我認為應該鼓勵年輕人記憶並反複背誦自己喜愛的文章，沒有比這更有益的方法了。我能快速地記住任何能取悅我的東西，我的一部分朋友對此感到驚訝。我可以記住任何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但如果不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幾小時後我就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