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時，當時格萊斯頓[1]的內閣成員、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羅斯伯裏勳爵邀請我與他一起共進晚餐。對此我十分感激，因為我還見到了世界第一公民格萊斯頓先生。那年應該是1885年，因為我的書《勝利的民主》是在1886年出版的，我記得自己曾在某個場合，把早就準備好的書送給他和其他幾個大人物。
當格萊斯頓先生第一次邀請我與他共進晚餐時，我從來沒有在其他社交場合表現出如此大的克製。當時我已經和其他人有約了，我真希望這份來自英國真正的統治者的邀請變成一道命令。但是我還是遵守原來的約定，錯過了我最想見的人。幸運的是，不久之後我有機會在哈瓦特拜訪他。
羅斯伯裏勳爵為我捐贈的第一座圖書館（在丹弗姆林）揭幕，最近（1905年），他又為我最新捐贈的一座位於斯托諾韋的圖書館揭幕。在他上次來紐約時，我駕著馬車帶他沿著河邊大道遊覽，他說道，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但是他的內心“充斥著蒼白的想法”。
如果他出身貧寒，在年輕時加入下議院，而不是沒有經過任何努力就直接加入上議院，他可能會在經過艱難生活的曆練後，變得更加堅強。因為現在的他相當敏感，缺乏不屈不饒的精神，而這正是政治生活需要的特質。他是一個迷人的演說家，當時討論某些話題時，他擁有最溫文爾雅的風格。（我寫下這段話時，可以說，他已經成為最著名的演說家，他達到了最高峰，向他致敬！）
一天早上，我應邀去拜訪他。在寒暄之後，他拿起一個信封遞給我，我剛進來時就注意到那個信封被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希望你開除你的秘書。”
“這可是個非同一般的命令，閣下。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是個蘇格蘭人。”我回複道，“他怎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