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四年（175），蔡邕和同事們校勘五經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們發現，帝國的學術存在著很大的症結。帝國自孝文皇帝詔收天下書籍，搶救秦火餘燼；孝武皇帝聽從董仲舒更化之策，獨尊儒術以來，《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漸得確立，帝國的各級教育體係和文官儲備體係漸得完善。不過，帝國以五經試用文官，有一件麻煩事一直沒有解決，那就是《五經》沒有定本。
大漢立國之初，先王典籍多從秦代存活下來，從能背誦和傳授全文的學者口中搶救出來，因為秦帝國的挾書令至為嚴厲，簡冊化為飛灰。可是，記憶力因人而異，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記錄下來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國一心恢複文教，胸懷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經典，因文本的不同，並立數家博士，俱為學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經各有三家博士，這些博士所傳經典，皆用帝國通行的隸書寫成，故稱今文經學。出於學術和仕途的考慮，各家博士不僅嚴格門戶，而且相互爭論，都說自己的文本出自聖人親裁。孝宣皇帝沒有辦法，幹脆讓大家到石渠閣開會，並且親自來作決斷。除了開會，就是組織學者到皇家圖書館，將收羅到的各種經典文本互相比較，取長補短，搞出一個官方的定本，作為考試的依據。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5），詔光祿大夫劉向等人校訂皇家圖書。劉向又讓小兒子劉歆協助自己的工作。父子倆領著一幫學者一幹就是二十年。劉向病死後，孝哀皇帝讓劉歆繼續主持。劉向父子在校書時，發現圖書館裏藏有許多秦帝國沒有燒毀的簡冊，當中有五經的文本。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國古文寫成，有些經典或傳記甚至是學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備的。劉歆經過調查，得知這些本子有的來自民間的進獻，有的來自考古發現，其中的一些，已經由先朝學者與今文典籍作過比較。劉歆來了興趣，他開始校勘，最後，他相信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於是他提出將古文也立為學官。在與博士官們辯論之後，劉歆失敗了，因為他太幼稚了，僅僅將經學看成了一個學術問題。帝國已經有這麽多人靠經學吃飯，不能再容忍別人來搶飯碗了。再則，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係統地整理，研究和傳授係統沒有確立，古文又為秦李斯統一小篆前的六國書體，識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國確立經學的目的，本不專為學術，而是樹立帝國的政教大綱，因此，經典的文本是否與聖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對經典的解釋、宣傳和活學活用則是更重要的事。帝國所立學官，皆有一套能夠指導現實政治之術，甚至以《禹貢》治理黃河，以《洪範》察知天變，以《春秋》判決案件，以《詩三百》當作諫書，這種庸俗化的應用，在帝國撥亂反正、創設文教的過程中，卻極具生命力。而古文經典，則缺乏這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