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季學期結束時，喬尼·吉姆斯和我搬進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個地方位於倫敦的康諾特廣場，就在愛德華大街附近。我們設法說服瓦妮薩·雷德格雷夫[1]改變主意，為了讓《學子》獲得成功，不要光給予它最好的祝福，還要接受我們的采訪。這次采訪是我們事業發展的轉折點，因為我們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們的撰稿人名單逐漸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維·霍克尼[2]和讓-保羅·薩特[3]這樣的人物，如此一來，我就更容易說服一些潛在的廣告客戶，讓他們相信在《學子》上打廣告是物有所值的。
整個夏天，喬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裏。房間陰暗、潮濕，家具很少，連我們睡的床墊也是放在地上的。這個地方很快變成了徹徹底底的垃圾堆，到處是廢紙、髒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魚薯條的包裝紙。我們成天饑腸轆轆，有時會溜到樓上，突襲喬尼父母的冰箱。偶爾，媽媽會闖進門來，手裏拎著野餐籃。
“紅十字會的救濟食品到了！”她大聲叫道，“你們倆上次洗衣服是什麽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地板上鋪一張床罩，狼吞虎咽起來。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鎊的現金給我們。媽媽在夏姆裏格林附近的路上撿到一條項鏈，把它交給警察。過了3個月都無人認領，於是警察就讓媽媽把項鏈拿走。她知道我們缺錢，所以來到倫敦，賣掉項鏈，把錢給我們。憑這100英鎊，我們付清了電話費和郵寄費，得以維持好幾個月。如果沒有這筆錢，我們早破產了。
彼得·布萊克曾給披頭士樂隊的專輯《佩珀軍士》設計封麵，並因此而出名，他為我們的創刊號畫了幅圖，上麵是一個學生。這期雜誌的封麵很樸素，白色的背景中隻有兩處紅色。一處是雜誌的名稱“學子”，另一處是那個學生打的領帶。另外，彼得·布萊克還接受了我們的采訪。他的開場白令人難忘：“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沒穿衣服，那就是個精彩的話題，我對此特別感興趣。她會教你怎樣畫畫，當然還得加上透視法和解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