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就成了“維珍”。回顧我們定下“維珍”品牌名稱後所涉足的各個領域，我認為我們選對了。“滑行航空公司”“滑行新娘”或“滑行安全套”能像“維珍”（處女）那樣吸引人嗎？我可拿不準。
我們稍微做了點市場調查，事實證明，我對唱片發行的直覺是正確的。學生們花很多錢買唱片，當他們發現花35先令就能從維珍買到唱片時，就不願意花39先令從W. H. 史密斯公司購買了。我們開始在牛津街沿線和各種音樂會外散發有關維珍唱片郵購公司的傳單，之後，我們每天收到的信就從一捆變成了一大包。對我們而言，顧客預先匯款是郵購業務最大的好處之一，這就為我們提供了購買唱片的資金。我們在顧資銀行的賬戶上，開始積累起大量現金餘額。
隨著維珍郵購業務的增長，我打算把《學子》出售給其他雜誌集團。IPC雜誌[1]作為唯一有興趣的買家出現了。我們經曆了漫長的談判，在一次會議上，他們邀請我留下當編輯，這是談判的**。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接著卻錯誤地將我未來的計劃一股腦兒告訴了他們。夢想未來是我最愛的娛樂之一，我在會上跟他們說，我還為《學子》構想了其他各種計劃。我覺得學生們受到銀行的不公平對待，我想建立一個低息學生銀行；我還想建立一連串專為學生服務的大型夜總會和旅館；甚至可能向他們提供優質的旅行服務，例如學生列車，誰知道呢，說不定還會建一家學生航空公司呢。我談興正濃，卻看到他們的目光逐漸暗淡下來。他們認為我是個瘋子。他們決定，不能留下這樣一個瘋子給《學子》當編輯。最終，他們甚至決定不收購這份雜誌。《學子》無疾而終，我為未來設計的各種計劃也不得不暫時擱在一邊。
我們把全部注意力都轉向了維珍郵購服務。大量訂單不斷湧入，從哪裏購買唱片、怎樣寄給顧客，全都需要安排。這繁忙的景象讓我相信自己需要幫手。我們全都在阿爾比恩大街過著愉快的生活，但我卻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為支付薪水而操心的隻有我一個人。薪水並不多，可要賺到足夠的利潤來支付這筆費用也並非易事。我隻能求助於一個人：尼克。我希望老朋友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