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維珍真的陷入困境了。我們試圖簽下一些大膽進取的新興朋克樂隊，但似乎總是錯過良機。例如，我們錯過了簽下“新城之鼠”的機會，因為我堅持要求一並簽下其音樂的圖書版權，而他們則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出售版權。我們找不到一支新樂隊來讓我們擺脫慣例，或者消除我們的嬉皮士唱片公司形象。
我們還有其他煩惱，其中就包括跟銅鑼樂隊在一些錄音版權問題上的爭執。他們的一些樂迷跑進我們的弗農場辦公室舉行抗議。一群和藹且非常和平的激進分子留著胡須和長發，穿著土耳其式長衫和便鞋，吸著煙卷，侵入了我們的辦公室。他們的外表就像一群流浪的祭司和巫師。他們無精打采地躺在沙發上，聽銅鑼樂隊、亨利母牛樂隊和麥克·歐菲爾德的音樂，試圖說服我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字。他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然後才決定離開。我們站在前門，感謝他們的光臨。當他們離開時，我們彬彬有禮地拿走了他們的“戰利品”——主要是藏在飄逸的土耳其長衫下的唱片，但是有一個或兩個人試圖帶走招貼、磁帶、訂書機甚至一部電話。他們被當場抓住時全都滿臉微笑，然後鬥誌昂揚地離開了。我跟著他們走出去，來到波托貝洛路，望著他們穿過水果攤漫步而去，其中一個停下腳步，買了些棗椰。當攤主向他出售水果時，有個將頭發剃成莫希幹式樣並染成粉紅色和綠色的人走了過去。
那些穿土耳其長衫的樂迷們不解地望著這位朋克樂手，然後拿起自己的棗椰，慢慢地用力嚼著，離開了。
“我出去10分鍾。”我告訴助手彭尼。
我來到波托貝洛路，找到一個地方理發。
“剪掉多少？”理發師問。
“我想這次我要把錢花得物有所值了，”我說，“剪去大約一英尺半，然後看看我像什麽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