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站在彭德區專員單層住房的陽台上，隔著寬闊的、似乎靜止不動的河水，瞭望著對麵岸上搖曳的火把。“那邊就是法國呀。”德魯斯按照當地的叫法說。
貝羅特太太說：“戰前我們總是到法國去野餐。”
貝羅特從房子裏走出來，一隻手端著一杯酒。他生著羅圈腿，防蚊靴像馬靴似的套在褲腿上麵，看起來仿佛剛剛騎過馬一樣。“這是你的，斯考比。”他說，“你當然知道，我很難把法國人當作敵人。我們這一姓人是隨著胡格諾派教徒[47]從法國過來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貝羅特的一張瘦削的黃臉好像受了傷似的被鼻子從中分成兩半，這張臉在任何時候總是擺出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絲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貝羅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個生活信條——凡是對他聲譽地位有所懷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搶白，遇到機會，他還會著實給人一點兒顏色看——他無時無刻不在向人顯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說：“如果他們真的投到德國人那邊去，我想這個地方免不了是他們進攻的一個目標。”
“我難道就不知道？”貝羅特說，“我在1939年就到這裏來了。咱們政府眼光很遠，早就料到可能發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準備，你知道。唉，醫生到哪兒去了？”
“大概是檢查病床去了，最後再去看一眼準備得怎麽樣。”貝羅特太太說，“你太太已經平安到達目的地，你真應該感謝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對岸的那些可憐蟲，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來都叫人心驚膽戰。”
“哪次出事都是在達喀爾到巴西這條倒黴的狹窄的海道上。”貝羅特說。
醫生麵色陰鬱地從房子裏走到外麵陽台上。
河對岸這時又變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滅了。平房下麵的碼頭上，燈火照亮了一塊幾英尺方圓的幽暗的河水。一塊木頭從黑暗處漂浮出來，緩緩地流過燈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數了二十下，木頭才又隱沒在黑暗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