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謝帕德(Jonathan Shepard)
拜占庭皇帝作為君士坦丁大帝的繼承者，在宮廷頌歌和賦曲中被人們讚譽為“可與使徒媲美”。上帝選擇皇帝而非牧首或者任何其他教會人士來宣傳福音，使羅馬世界的所有居民皈依基督教的做法是一種有用的政治後盾：因為它將使皇帝自己的臣民和外國人產生皇帝與上帝權力至高無上的深刻印象。皇帝作為繼承最初基督教使徒工作的形象是通過在大皇宮內舉行的聖靈降臨節(Pentecost)盛典儀式來塑造的。在典禮上，人們以熱情洋溢的話語讚頌聖靈降臨。唱詩班高唱祈禱皇帝是“羅馬人的歡愉和驕傲，他們將吸引那些講各種外國話的人們隻講一種基督教信仰的語言”。巴西爾一世的傳記是由其孫子君士坦丁七世完成的，該書盛讚他對“這一使徒傳教工作”的態度，即吸引不同民族信仰耶穌基督。正是人們的這種認識使得皇帝成為推動傳教工作的關鍵，不僅僅是在這類皇帝的傳記中，而且在大量有關拜占庭籍傳教士的聖徒傳記中也有類似記載，其中眾所周知的是君士坦丁-西裏爾(Constanine-Cyril)和美多迪烏斯(Methodios)兄弟倆的傳記。這類頌歌一定都有某種製度性基礎。皇帝聲稱有權在某些情況下改變教會教士的等級和範圍，並對那些與世隔絕、沒有大主教或完全沒有教會組織的地區負有特殊責任。黑海北部以外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從古代晚期以來，這裏就是“野蠻”民族不斷出現的地區，處於騷擾拜占庭帝國位於克裏米亞各港口和帝國在巴爾幹半島領土的民族名單之上。人們一定希望皇帝能夠高度關注此事，使這些北方民族皈依基督教，即使隻是將此當作消除其侵擾的手段之一也行。
初看起來，現實情況似乎很符合皇帝作為熱情傳教“使徒”的形象。拜占庭傳教士造訪的這些黑海北方地區還有很多西方和東方的民族，其冗長的名單複雜多樣。鮑裏斯汗王統治下的保加爾人很可能於864年接受了基督教，盡管鮑裏斯曾經轉而向羅馬教宗表示忠誠，但是不久以後，他又於870年重新投入東正教懷抱，開始與巴西爾一世打交道。關於後者的具體細節情況很不幸非常模糊，但是很可能是給了鮑裏斯一個機會同意其任命自己的大主教，盡管他本人未必完全同意。巴西爾一世派遣的傳教士打著“皇帝特使和教士”的名義，他們被派到塞爾維亞和巴爾幹半島西部地區其他斯拉夫人族群。君士坦丁-西裏爾作為真正的學者和皇帝的官員於860—861年被派往哈紮爾人汗王的朝廷，他和他的兄弟美多迪烏斯在兩三年間深刻闡釋了福音，並為使摩拉維亞(Moravia)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及其臣民能夠讀懂福音書而將其翻譯成斯拉夫語。早在10世紀，占據高加索北部山地的半遊牧民族阿蘭人的君主就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並在一個僧侶和後來拜占庭帝國派去的主教的幫助下，開始強迫其臣民皈依基督教。自948年前後，至少有兩撥匈牙利人在其酋長率領下訪問過君士坦丁堡，其領袖都接受了洗禮。在這兩次有記載的訪問之後，“某位叫希羅狄奧斯(Hierotheos)的僧侶”被新任命為“匈牙利人的主教”，他後來隨同來訪者一起返回。另外一次“國家級訪問”也發生在這個時間前後，他們是在其羅斯民族領袖率領下來訪的，其殘暴野蠻的惡名遠超匈牙利人。奧爾加(Olga)女大公與其隨從和其他貴族兩次來訪，在皇宮裏受到接見，也就是在她訪問的某個時間，她接受了洗禮。一代人以後，即大約988年，奧爾加的孫子弗拉基米爾也接受洗禮，大批基督教傳教士被派往基輔，根據消息靈通的阿拉伯作家記載，他們是些牧首和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