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爾·舍甫琴科
盡管晚期拜占庭國家疆域狹小、政治衰敗、持續貧困，但是其分散各地的希臘城市仍然綻放出絢麗多彩的文化之花。如果像某些學者說的那樣將這個現象稱為“文藝複興”的話，就有可能混淆它與15世紀發生在西歐的那場真正的文藝複興運動之間深刻的區別。如果將這個時期或者其他任何時期的類似現象說成拜占庭人文主義的話，那麽也會造成認識混亂。帕列奧列格時代(1261—1453年)的文化複興應當被看作此前拜占庭文化複興，特別是9—10世紀(參見第八章)和11—12世紀期間文化複興的延續，盡管這次文化複興比其前輩更為突出。確實，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疆域大大縮小的拜占庭世界已不再是以前那個幅員廣闊的多民族國家：這個時期的拜占庭幾乎是單一的希臘世界，基於這個事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其重新定義為對古代希臘的尊崇。另外，拜占庭與西方密切的關係雖然並非總是友好的，但還是意味著拉丁文學和哲學文化(無論是起源於拉丁、阿拉伯還是希伯來)不可能再遭到像9世紀的佛提烏或11世紀的普塞羅斯時期那種程度的忽視。
情況變化的明顯標誌可以從“Hellene”(希臘人)這個詞匯反映出來，早在13世紀以前，這個詞確定無疑是指“異教”，這個貶義詞來自各種《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包括偽經和次經。這些書中的“Hellene”就是指非猶太的，即異教的。“Hellene”的貶義解釋在拜占庭早期幾個世紀裏逐漸被教會和世俗精英接受，幾乎完全消解了它的中性用法。然而到13世紀，知識分子開始自豪地認定，他們就是“希臘民族”的成員。在親緣民族認同和某些排斥“非我族類”的新背景下，對祖先的追尋促使他們追溯到古希臘光榮的過去。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如此，但不是所有人都抱同樣態度：當迪米特裏·基多尼斯(Demetrius Kydones)於1354年將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Summa dontra gentiles)翻譯為希臘文時，他仍然將該書稱為《反希臘人書》(Book against the Helle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