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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為我隻會離開西貢一個星期，但事實上，將近三個星期後，我才回來。首先，離開發豔這個地方，竟然比進入時還要困難。南定與河內之間的道路已被切斷，又不可能隻為一個記者安排一次航運，更何況這記者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那裏。後來，等我到達河內時，記者們也都飛了過來，聽取最近這次勝利的簡報，而送他們回去的飛機也沒給我留位置。派爾在到達的那個早上便離開了發豔：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跟我談談關於鳳的事情，他沒有理由留在這裏了。五點半時，迫擊炮停止轟炸，他還在睡覺，我去餐廳裏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幾塊餅幹，等我回來時，發現他已經走了。我以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從南定一路撐船劃過來，那麽也就不必替他擔心那幾個狙擊手了；他對自己會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危險完全沒有預想，而他對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與危險也是一樣毫無準備。有一次——但那是幾個月後的事情——我失控了，將他雙腳猛推進去，我的意思是將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還記得他是怎樣轉過身來，困惑地看著那隻弄髒的皮鞋，說道：“見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幹淨。”那時我就知道，他已經學會了約克·哈丁的那套措辭。不過就他的為人而言，還是頗為真誠的：這不過是巧合，一切犧牲均由他人付出代價，直到最後的那個晚上，他倒在通往達科的橋下。
我回到西貢之後，才知道派爾是怎樣離開的，當我下樓喝咖啡時，他說服了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將他帶上一艘登陸艇裏；登陸艇完成巡視工作之後，讓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運氣不錯，跟著沙眼治療團隊回到了河內，二十四小時後，那條道路便被正式切斷。當我抵達河內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南方，臨走之前，他在記者營的酒吧間侍者那裏給我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