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珀特·帕羅特當即聲明要提起上訴。大多數律師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包括：訴訟費用巨大，成功率低，耗時費力。他們都說：訴訟一定會曠日持久，而且要獲取法庭記錄得支付一筆不小的費用，且未必能拿到完整記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法庭都可選擇性地提供記錄。帕羅特說他自己就有一份完整的法庭記錄，那是由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辛勤錄下的一盤盤磁帶。帕羅特立即請自己的秘書開始抄錄錄音內容。帕羅特還計劃聘用一位新律師，因為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堅決反對上訴，也無意加入辯護團隊之中，有人提及一個名字——約翰·莫蒂默，他既是一位年輕的劇作家，也是一個小有名氣的離婚律師。一篇對陪審員們表達譏諷和不滿情緒的報道開始在《泰晤士報》上刊登，文章寫得很尖銳：“原來那些陪審員所代表的正是不折不扣的有常識的普通人。”一個聲援藝術對抗法律攻擊的基金會成立了，但公眾的捐助熱情不是很大。比起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塞繆爾·奧利芬特倒很讚成上訴，他花了不少時間仔細研讀轉謄自斯尼特金錄音帶上的法庭記錄，帕羅特的秘書佩蒂·斯托特小姐的已處理公文籃裏總是堆滿了她整理好的法庭記錄。但是，上訴有一個“小障礙”。塞繆爾·奧利芬特發現自己的當事人之一不見了——裘德·梅森在庭審結束後，趁帕羅特接受媒體采訪時，去了廁所，之後就銷聲匿跡了。寄給他的信一封也沒有被收取，他在藝術學校為美術係學生們擔任人體模特的時段，也被一個新人填補，新模特是一個前拳擊手，肌肉賁張，全身皮膚都是巧克力色。
弗雷德麗卡沒有心思傾聽帕羅特埋怨裘德失蹤帶來的麻煩，畢竟她自己也是麻煩臨頭——利奧的監護權聽證會轉眼就該登場了。裘德那場輸掉的官司，讓弗雷德麗卡越來越泄氣——本來她還不會像現在這麽長籲短歎。她感到自己和裘德全都是頑皮的孩子，而頑皮給他們帶來了懲罰，在接受了神秘莫測的成人世界那些神秘莫測的律法審判之後，她才發現原來他們的頑皮不叫頑皮，而叫罪大惡極。她同時也有了像孩子一樣的感觸：以前以為被邏輯操縱運轉的世界，實際上是被世界自身的偏見、情緒製造出的係統所操控的，任何事都無法提前預測。她和裘德都被要求複誦對他們人生故事的一種滑稽模仿，用的是他們從來都不會用在自己身上的語言，然後被評判，被公布出種種缺陷。某種程度上，這一點也不重要。重要嗎？弗雷德麗卡暗笑，誰在乎那十二個麻木不仁、群疑滿腹的陪審員怎麽看待《亂言塔》？誰在乎尊貴的赫克托·普拉姆法官大人對知識女性和服食**後的**有何看法？但轉念一想，這些事情又的確重要——裘德的書不能再流通和被閱讀，而且很糟很糟的是，利奧可能會從她身邊被帶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