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R. 格雷澤爾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家蓋爾·布雷本曾經寫過：如果將女性視為一種“團結緊密的群體，有自己的宗旨，抱負和經驗。那麽女性可能是非常可怕的”。雖然有不少的戰時觀察家和戰爭之後的研究者已總結了女性在戰爭中的狀況，但按照不同的因素，女性的經驗也會有所不同，按年齡、社會地位、領域、婚姻狀況、就業、種族、個性特征等。但也不能責備曆史學家和今人想要做出關於女性的整體描述的願望。要將她們作為群體來關注，就要始終關注她們在戰時的某時某地角色，如此看來，如果要了解這次戰爭，就得了解當時在女性身上發生的故事。
所以，除了要記住以下討論的女性是單獨的個體，我們也應該將她們看作一個挑選出來的群體。因為除了個別特殊的，女性一般不參與前線戰爭。在很多戰時宣言中，都強調帶有性別色彩的戰時行為——即男性屬於前線戰場，而女性應該待在家中。也就是說，一些因素對女性為戰爭出力的方式起了決定性的塑造作用。由於女性對國家的貢獻不同於征召入伍的男性那樣帶有強製性；相比之下，她們在各行各業的工作更多是自願的。當數百萬女性還在努力地做著家務和新的帶薪社會工作時，國家逐漸將其影響滲入日常生活中更私密的地方。
盡管戰時女性的公私角色不斷切換，但理想型的女性形象和描述，作為國家的一種象征，幾乎出現在各種宣傳中。1914年夏天，德軍攻入中立國比利時，**及各種暴行以圖片的形式展現了出來——不僅表現在女性和兒童難民的照片中，也可以從倒在軍靴下的婦女形象中體現出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張號召美國人民“摧毀瘋狂暴行”的海報中，一名德國士兵以猩猩的形象出現，一隻手揮舞著帶有軍國主義字樣的棒子，另一隻胳膊摟著一個不幸的女子。這樣帶有性別特征的形象，將戰爭複雜的起源和行為，變成了簡單的文明與野蠻的對抗，通過對妻子、母親和懷中孩子褻瀆的展現，來揭露戰爭的野蠻。還有一些刺激性較弱的形象，把女性比作國家、自由和正義的象征。例如，法國士兵為了“瑪麗安”的榮譽而戰，而其他國家也有日耳曼妮婭和不列顛女神等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