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M. 溫特
宣傳戰的政治尺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每個參戰國都設立了控製信息流的機構，監督和影響公眾輿論。第一項任務並非難事：軍隊總是對軍事部署的細節，作戰時間和士兵傷亡了如指掌。第二項任務確實需要一定的創造力。在早期的衝突中，作家和藝術家、牧師和外行名人都有自己的小群體，但在大戰之中，宣傳的聲音必須傳至整個國家。共同的奮鬥目標是大規模戰爭的一個基本要素；宣傳活動在50個月之久的戰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迄今為止規模最為壯觀的廣告運動，而被推銷的產品則是戰爭的正當性。他們的推銷術語是道德，這種語言中充滿了象征形式，“正義”和“非正義”的概念被裹挾在流行文化之中。由於廣告的“用力過猛”，宣傳一詞已經成為謊言的代名詞。但是戰爭期間，宣傳絕對不止於此。想要了解集道德衝突、選擇性報道、誤導和不實論斷為一身的戰時宣傳，最好的方法就是將之視為“國家律師”的簡報——在其國民和世界人民麵前為國家的事業做辯護。
國家主導並不意味著國家能夠控製導向。的確，國家可以進行一些輿論操縱，但絕不會實現完全操控。宣傳的一個最關鍵的特點就是其具有雙重性，它把政治觀點與民間訴求融在一起。國家宣傳的力量是在與民眾觀點相一致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合力。國家宣傳有悖於普遍意義上的常識時，這種官方信息會因空洞而被大眾所忽視；反之，如果兩者的觀點恰巧相一致，特別是當民眾觀點是自發產生並且具有持續性的時候，國家宣傳就被賦予了無盡的能量。
1914—1916年，作戰雙方都在宣傳中強調，這場戰爭對於自己而言是屬防衛性質的，他們都受到過挑釁，遭遇過襲擊，他們之所以參戰隻是為了保衛國家領土、捍衛國家尊嚴。在戰爭的第一階段，軍方因掌控著諸如德國克裏格斯出版社、法國梅森·德拉出版社等一係列輿論機構，在宣傳中占主導地位。但自1917年起，民間機構大量湧出，原因顯而易見：戰爭的政治性質改變了，宣傳也隨之而變。美國於1917年4月參戰，同年俄國也曆經兩場革命，這些事件使戰爭輿論宣傳發生了轉變。現在戰爭目標成了宣傳的核心。在一戰的最後兩年中，輿論宣傳的焦點問題是實現什麽樣的和平，即我們要建立怎樣的戰後世界。蟄伏於歐洲每一個參戰國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興起，他們提出有關歐洲未來格局的設想。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想要中央政府實行永久計劃經濟，因為它已經為人們提供了不錯的薪資，也完全消滅了失業。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有另一種看法：這場戰爭都是帝國主義徹頭徹尾的陰謀。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通過外交部發布了俄國與英國和法國之間就未來控製君士坦丁堡達成的協議。難道這就是數百萬人用生命爭取來的東西？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則持另一種觀點：必須通過建立在國際聯盟下的民主國際秩序，來證明這些犧牲的偉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