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霍恩
到1914年，戰爭與和平以及革命早已鍛煉了社會主義者的想象力。1912年11月，當歐洲與巴爾幹半島的戰爭一觸即發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在瑞士巴塞爾會麵。他們相聚在一座教堂裏，當教堂的大鍾發出警鳴，他們發表了一份聲明，稱這場戰爭對發動者，那些精英來說，可能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從邏輯上講，也許在一個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組織中，這樣的預測應該是人們樂於見到的，而不能稱之為警告。最為激進的一些代表，如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確實將戰爭視為革命的契機。戰前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理論強調在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作為經濟帝國主義之一，其中國際經濟力量之間的衝突將導致持續的戰爭和最終的革命，方向相同。列寧將在1916年寫成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這一著名觀點做出表述。
但是，總的來說，歐洲社會主義者對戰爭的堅決敵意，以及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與革命的問題區別看待，是非常了不起的。自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以來，強調了每個參與黨的變化和經濟政治發展的複雜性在國家環境的演變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國際不可否認地發展為了一種獨特而深刻的國際主義文化，它主要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傑出哲學家卡爾·考茨基的影響下形成的。但是，他們所設想的革命是一種廣泛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將塑造無產階級的大團結。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巨變抽象化，注入一種積極的民族主義，使“社會主義”變成文明最先進的方式，並注入了一種樂觀的理性主義，視社會主義為“文明”最先進的表現形式。
隨著國際局勢日益緊張，維護人道主義價值的社會主義者把“防止戰爭”這一問題提升到大於一切的高度上來，戰爭不僅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產物，也被看作是“文明”的對立麵。的確，1914年人們有著某種悲觀情緒，以至於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參加工會的工人都遵守了第二國際的指示，拒絕發動戰爭，尤其是因為相互矛盾的不同國籍使拒絕發動戰爭的形式無法達成一致。但這才讓防止戰爭發生顯得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