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各地曆史學家一樣，非洲曆史學家也麵臨著重大限製。在思考那些試圖恢複非洲過往的人所麵臨的特殊問題之前，對研究世界其他地方曆史的曆史學家所同樣麵臨的許多類似的問題進行強調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普通男性勞動者、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往往難以捕捉和解釋，有時候甚至不可能捕捉和解釋。同樣，非洲也麵臨著自己的挑戰，有些挑戰是艱巨的，而且並非所有挑戰都有解決方案。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曆史學家研發了一係列方法，不僅提高了非洲曆史研究的複雜性，而且強化了整個曆史研究領域的研究技術和分析手段。非洲曆史學家在為儲存有關人類過去的知識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成為一係列技術開發的先驅者，這些技術使現代曆史學家能夠對我們所有祖先的生活，進行更有效、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證據
證據問題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曆史構建領域爭議的核心。所有的曆史研究都需要證據作為支撐。可靠的資料來源提供了過去的知識，使曆史學家得以分析、解釋、比較和推理。相反，缺乏資料來源則讓我們對過去的知識不得而知。不管它多有吸引力，如何取代史料，也隻能是假設，而不是學術研究。戰後非洲曆史研究的先驅們曆經早期的兩大“戰役”，其一是消解學術界對恢複非洲過往的可能性所持的懷疑態度。最近，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這種保守主義天生就是種族主義，是杜波依斯和漢斯貝裏在爭取非洲在世界曆史上的一席之地時，所麵對的態度的延續。雖然有些懷疑者可能會被種族主義所激怒，但他們的反對意見更多地依賴於他們對曆史的理解以及曆史可能是什麽。另一大戰役是針對既定的“搞”曆史研究的方法的攻擊，它的目的是規避非洲大部分地區極度缺乏書麵記錄的困境。這兩大戰役關係密切，雖然前者大體上已經贏得了勝利，但後者遠未結束，因為研究和撰寫非洲曆史的方法需要具有持續的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