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橫跨科學、藝術兩界的通才屈指可數（如達·芬奇、克裏斯托弗·雷恩），如果我們把那幾位大師排除在外，就可以說，任何藝術家都不會出現在科學參考書的條目中，也幾乎沒有科學家對藝術界做出過傑出貢獻。但例外總是存在的。歌德於1810年提出顏色論，弗洛伊德於1899年創立夢與無意識學說，即使兩人的理論到現在仍具有爭議（此外，弗洛伊德真的能算科學家嗎？）。物理學家托馬斯·楊在1815年左右開始破譯羅塞塔石上的埃及象形文字。亞瑟·查爾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45年在科技雜誌《無線電世界》（Wireless World）上發表關於通信衛星的論文，之後他放棄了物理學和工程學，成為一名科幻小說家。湯姆·萊爾（Tom Lehrer）本是哈佛大學數學係講師，卻成了20世紀最著名的諷刺歌曲創作人，雖然我們得承認，他不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數學家。
萊爾無疑看見了數學修養和音樂創作之間的關係。2000年，他在一次采訪中說：“寫一首歌的開頭並不難，難的是怎麽結尾。你得在結尾把包袱抖出來。”
研究數學需要邏輯、需要準確，作詞也是，我想在音樂裏也一樣……寫歌就像解謎。把所有碎片拚湊成一首歌，要恰到好處，為句子的結尾找到合適的詞，韻腳該放在哪裏，不該放在哪裏，等等。
萊爾強調，數學家不像自然科學家，“典雅”讓他們神魂顛倒。
你總能在數學界聽到這個詞。“這個證明多典雅！”它證明了什麽並不重要。“看看這個，太精彩了不是嗎？”典雅在結尾出現，幹淨利落。僅僅有一個證明是不夠的，因為枯燥的證明再多不過了，但
時不時會出現真正典雅的證明。
萊爾引用了曾參與研製原子彈的數學家斯塔尼斯拉夫·烏拉姆（Stanislaw Ulam）自傳中關於韻詞的評論：押韻“生發新的聯想……成為某種原創性的自動機製”，接著他以自己的歌曲創作為例說明了這一點。萊爾的經典曲目《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針對的是那位不講道德的德國火箭工程師，他先為納粹製造了V2火箭，又為美國阿波羅項目製造了土星5號火箭，歌中唱道：“‘火箭一上天，隨便它往哪兒落，那不歸我管，’沃納·馮·布勞恩說。”萊爾稱，如果“落”和“說”沒有碰巧押韻[1]，最有名的兩句詞就光輝不再，這首歌本身都完全有可能不會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