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溫·穆瑞(Oswyn Murray)
曆史學的誕生
許多社會都有專司記錄者：祭司或官員，他們記錄那些被認為延續社會價值所必需的傳統；許多社會也有祭司或官方所做的記錄，意在幫助調控或安撫神靈和人類的世界，不過也能被現代學者解讀為曆史。然而作為一種獨特文化行為的曆史撰述，其起源似乎並不依賴於這些天然的社會態度，而是一種罕見的現象。實際上曆史的撰述隻在三個不同的社會獨立發展起來：猶太、希臘和中國。曆史學的特性在每個社會都截然不同：曆史學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種服務於社會需要的藝術形式，因而也受到了其起源社會的影響。
希臘的曆史撰述傳統就是我們的傳統，我們通過與另一種深刻影響我們的傳統——保存在《舊約》中的猶太曆史書寫——相比較，就能很直觀地感受到它的特性。希臘人和猶太人各自獨立地產生了曆史學，但時間大致相當，也是為了應對相似的壓力，即：在中東龐大帝國麵前建立和支撐一種民族認同感。就像猶太曆史撰述產生於和亞述競爭、被擄巴比倫、返回應許之地的過程中一樣，在抗擊波斯的戰爭中激發的民族認同感，也促進了希臘曆史撰述的產生。但是這兩種曆史傳統寫作的前提和材料是迥然相異的。對猶太人來說，曆史是上帝與他的選民之間契約的記錄，其成功或失敗取決於他們遵從其命令的意願。因此，曆史隻是一個僅屬於上帝的故事：不同的元素和個體作者(並非總是成功地)被鑄進一個連續的記敘中。然而，希臘的曆史學能夠在人類事務中認可某種道德範式，認為這些事務處在人類的控製之中。曆史是對人類偉大事業的記錄，並非是對神之寬恕或憤怒的記錄。對這些偉大事業的記敘就是曆史。因此，一個希臘曆史學家，就是那位在其作品的第一句“署名”的人——“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他研究……”“雅典的修昔底德寫了關於這場戰爭的曆史……”這一規則最大的例外恰好是為了鞏固它。一些人，如想要繼續修昔底德未竟之業的色諾芬，選擇了不顯示他們的身份：色諾芬以“一些天以後”開始他的創作，沒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盡管他使用第一人稱表達觀點的風格遠比修昔底德更明顯。我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另一個(也是更好的那個)修昔底德續篇作者的姓名——雖然這一續篇部分通過紙草留存下來，作者是“奧克西裏庫斯史家”(Oxyrhynchus historian，這一稱呼來自其文獻抄本所發現之處的埃及鄉村)。後來一代代的基督教人士，實際上在努力將這種個人主義的曆史撰述類型轉變成一種“舊約模式”的敘述曆史傳統，並且通過本能或者經濟的作用在選擇一個“曆史的鏈條”方麵取得了成功。因此，每個時代隻有一種曆史記敘留存下來，這些記述展現了一個關於古代世界的相對連續的敘述性曆史。但一個關於希臘曆史撰述的恰當曆史，必須既關注到散佚了什麽、又關注到幸存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