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溫·穆瑞(Oswyn Murray)
社會
到公元前5世紀和前4世紀的古典時代，有成百上千個希臘人的共同體社會散落在地中海的沿岸，正如柏拉圖形容的“宛若池塘邊的青蛙”。從愛琴海中心的島嶼共同體、土耳其沿岸的城鎮以及東部和南部希臘，不斷擴展至希臘北部、黑海沿岸和俄羅斯南部，以及西西裏和意大利南部，最遠到普羅旺斯、西班牙和北非。這些共同體自認為互相之間基本相似，都生活在城邦裏，這是真正文明生活的唯一方式。當然，其社會和經濟生活在很多方麵又有所不同：有些城市擁有廣闊的農業土地或者大量的奴隸人口，另一些城市主要從事貿易活動，經營穀物、橄欖油、幹魚、葡萄酒、金屬、木材等原材料和奴隸販賣；或者從事手工產品的交換，這些產品或是當地生產的，或是從東方或其他文化引進的。在某些地方，希臘產品也大量向外輸出，同時向外輸出的還有醫生、石匠和職業雇傭兵等有技術的勞動力。各城市的經濟差異很大，其功能也是如此：有些城市本質上是城堡，另一些則是以宗教聖地為基礎的；但是絕大多數城市都有港口，所有城市都擁有一些土地並建立了管理中心。從理論上來說，重新構建一個典型的希臘城市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是可能的，柏拉圖在《法律篇》(Laws)、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的最後兩卷裏也都認為，在不甚令人滿意且種類繁多的真實城市的背後發現一個理想的城邦，是可能的。
我們無法令人滿意地做到這一點的原因，與其說是缺乏資料，不如說是資料完全集中在兩個不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上了。隻有雅典提供了充足的各種史料，讓我們能夠詳細地了解人們的生活方式；從史料中我們看到，雅典根本不具有典型性，在與其他城邦的相互關係中，雅典的行動更為多變也更加係統。事實上，雅典也比絕大多數城邦——如果不是其他所有的城邦——更為先進。相比之下，斯巴達被雅典作家描繪成雅典的反麵，所以我們隻能看到斯巴達與雅典組織中那些不同的側麵。秩序和服從，與無序和自由相對照；農業經濟與貿易和手工業相對照；女性的自由，與雅典對女性的限製相對照。而那些不反映對立情況的史料卻沉默著：我們的主要作家色諾芬，在他論述斯巴達的小冊子裏，沒有提及斯巴達的奴隸希洛人——因為奴隸製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我們也沒聽說過大規模生產武器的工場——而斯巴達軍隊使用的標準武器肯定是由這些地方提供的。在這兩個城邦之外，我們隻有一些分散的信息和偶然的發現，比如在克裏特島上的小邦格爾蒂(Gortyn)發現的大型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