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評論家荷宮和子自信地說：學生運動已絕滅。為什麽？理由很簡單，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不生氣，他們不知道什麽叫“生氣”、什麽叫“憤怒”。更因為沒有主見，所以不知道為什麽“生氣”、為什麽“憤怒”，甚至為什麽“反對”。
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已經風一樣地吹過去了，今天幾乎看不到任何痕跡，運動的參加者們始終保持著令人費解的沉默。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借助主人公表達了對學運領袖的不信任：“這幫家夥一個不少地拿到學分，跨出校門，將不遺餘力地構造一個同樣卑劣的社會。”“這些家夥全是江湖騙子，自鳴得意炫耀幾句高深莫測的牛皮大話，博取新入學女孩的好感，隨後就把手插進人家裙子裏去——全是這玩意、這號人。”盡管“有一種創傷寫在水中，河流般蜿蜒下去”，但記憶已變成遁世者、逃避者的誤解。
戰死學生日記引發的反思、麥克阿瑟的民主化改革、生活困難但學費不斷上漲、共產黨的合法化、戰前學生運動的遺產等等原因，使得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校園裏，學生運動蓬勃興起。1946年5月，戰前學生運動三大主力之一的早稻田大學（另外兩個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組成日本第一個全體學生參加的學生自治會，各大學紛紛仿效。12月，早稻田大學學生自治會發動6000名學生上街遊行，提出複興教育、解凍存款等要求。
1948年9月18—20日，“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即“全學聯”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反對殖民地式的教育體製、保障學問自由和學生生活等鬥爭目標和口號。東京大學文學部的學生武井昭夫當選為“全學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本部設在東京大學校內，當時有145所大學、30萬大學生參加。
那時的“全學聯”處在日本共產黨的控製之下，因為1/3的黨員是在校大學生，其中包括武井昭夫。但隨著運動的發展，雙方出現矛盾。剛剛出獄的共產黨領導人將占領軍看作為“解放軍”，因而對“全學聯”領導下的罷課、遊行示威等活動持批評態度，同時認為學生僅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學聯”領導者卻認為隨著大學生數量的迅速增加，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學生運動本身能夠構成反體製運動，是推動革命的先驅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