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曆來作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為人稱頌，因為其作用有些像明治初期到歐美考察並大加學習的“岩倉使節團”，即留學生、留學僧們將唐帝國的文物典章製度帶回日本並加以移植，但實際上並未紮下根來，而且其後中日兩國走向“尚文”與“尚武”的截然不同發展道路。
據浙江工商大學的王勇先生考證，自630年至894年的約260年間，日本共任命過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實際成行16次。在16次中，其中3次是送唐客使，1次是迎入唐大使使，真正的遣唐使為12次。另外，以7世紀末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一般由兩艘船組成，乘員約250人左右，後期船隻增加到4艘，乘員超過500人。王金林先生認為遣唐使總人數達5000餘人，其中接近半數是具有一定專門技藝的學者。盡管日本學者強調當時日本沒有加入唐朝的冊封體製，但赴日的唐使兩次，即632年的高表仁和778年的趙寶英，可見唐朝是將其看作朝貢的藩國。
前4次遣唐使如同聖德太子時代一樣，爭取對等地位，甚至向唐朝示威。618年唐朝建立，630年舒明天任命最後一次遣隋使犬上禦田鍬為第一次遣唐使出使中國，623年唐太宗派遣高仁表隨日本使節到日本，卻因外交禮儀之爭“不宣朝命而還”。653年，第二次遣唐使在確認日本與百濟同盟關係的同時順訪唐朝，結果唐朝“不承認其為正式的使節”（堀敏一語）。所以日本在654年重新派遣使團，659年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接下來的三次遣唐使帶有刺探情報的任務，因為663年唐朝、新羅聯軍在朝鮮半島白江口大敗日本水軍，擔心唐朝進攻日本。確實，據《日本書紀》記載，指揮白江口戰役並駐守百濟的唐朝大將劉仁軌在664年派郭務棕率2000多人的使節團分乘47艘船隻赴日本，怎麽看也像是追著來打架的。日本拒絕使節團入境，並在百濟移民的幫助下修築水城、長城、城堡，嚴陣以待。同時借口送還使節團，在665年派出第五次遣唐使參加了唐高宗泰山封禪大典。667年第六次遣唐使中途返回，顯然是觀察朝鮮半島的局勢。669年第七次遣唐使祝賀唐朝平定高句麗，承認大唐的冊封體製。690年，日本奉中國正朔，實施《元嘉曆》和《儀鳳曆》，表明“對中華文明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