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對他說：“你是誰？我幾乎快不認識你了。”史蒂文的各個方麵都在不斷地成長。
——莉亞·阿德勒，1994年
1993年，斯皮爾伯格前往波蘭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我個人的生活、成長經曆、我的猶太身份，還有祖父母給我講的關於大屠殺的故事，都再次撲麵而來。猶太生活又重新湧入我的內心，我經常大哭”，斯皮爾伯格在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時所感受到的痛苦，也直接反映在了影片中。當觀眾沉浸在他對大屠殺的重現中時，很容易理解為什麽導演在波蘭的外景地會感到“持續的惡心”和“終日的惴惴不安”。因為斯皮爾伯格不僅擔負著見證自己民族曆史這一壓倒性的責任，還要擔負最終與自己和解的個人重擔。《辛德勒的名單》成了斯皮爾伯格人生的轉折點。經曆了10多年的猶豫和逃避之後，斯皮爾伯格拍出了這部電影。這是一種宣泄，最終把他從作為人和作為藝術家的雙重身份中解放出來，將他性格中的這兩重獨特身份合二為一，讓他重新做回自己。
斯皮爾伯格能夠忍受在波蘭日複一日的痛苦拍攝並完成這個項目，是因為有家人做他堅強的後盾。在開始這段“從恥辱到榮耀的曆程”之前，斯皮爾伯格“必須先建立一個家庭，我必須弄清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歸宿。”他的第二任妻子凱特和他們的5個孩子陪他一同前往波蘭[1]。他的父母和拉比也經常來外景地探班。《猶太邊疆》的影評人莫迪凱·紐曼將這部電影稱為“斯皮爾伯格的成人禮電影，其作品步入情感成熟的標誌之作”。
當斯皮爾伯格終於憑借《辛德勒的名單》贏得了期盼已久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時，他感謝妻子凱特“去年冬天在波蘭的克拉科夫陪了我整整92天，讓我熬過了不堪忍受的那段時光”。他對媒體說，如果沒有家人陪伴在側，他早就瘋掉了。“……那是我的孩子們第一次看到我哭。我一回到家就忍不住要哭，不是為任何人感到抱歉，而是因為那痛苦實在是錐心刺骨。”他說，每隔幾周，“羅賓·威廉姆斯[2]就會打電話給我，給我講漫畫裏的搞笑故事，想把我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