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爾伯格先生已經改變了人們對他本人，還有大屠殺的看法。”珍妮特·馬斯林在《紐約時報》上表示。
“就好像他第一次明白為什麽上帝賦予他如此非凡的技藝，”《紐約》雜誌的大衛·丹比寫道，“我從未想過自己會被一部電影震撼成這樣。”
但是，這部電影同樣引起了少數影評者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由於種種原因，這部電影沒有充分反映大屠殺。有些反對意見近乎無聊，比如西蒙·洛維什在英國電影雜誌《視與聽》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嘲笑其為“大屠殺主題公園”，歐洲評論者在評論美國大屠殺博物館時有時會使用這個詞。其他人則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問題。法國電影人克洛德·朗茲曼批評《辛德勒的名單》過度強調獲救的猶太人，而沒有關注死去的600萬猶太同胞。他曾用長達9個小時，且沒有任何一幀曆史畫麵的簡樸紀錄片《浩劫》(Shoah)探索了人們關於大屠殺的記憶。“這部講述辛德勒故事的電影混淆了曆史，”朗茲曼說，“這部電影隻是為了解釋每件事都有兩麵，即使納粹分子中也有好人，其他人中也有壞人，諸如此類。這不是一種反人性的犯罪，而是一種人性的犯罪。”
斯皮爾伯格罕見地回應了對這部電影的批評，他指責朗茲曼想成為“大屠殺權威檔案的唯一發言人。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在揭露真相的過程中可能會傷害到別人。”在拍攝《辛德勒的名單》之前，斯皮爾伯格看了好幾遍《浩劫》，這也影響了他對納粹大屠殺官僚機構冷靜、紀實的描述。但他想要更進一步，探索隱藏在“人性的犯罪”和“反人性的犯罪”背後人性的維度。作為一個受歡迎的電影人，斯皮爾伯格想要影響更大範圍內的觀眾，而遠不止朗茲曼所能影響的精英階層，通過再現事件和戲劇化親曆者的思維過程，來激發觀眾的情感是至關重要的。任何一部電影都不應該抹殺或遮蔽另一部，正因為大屠殺是現代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任何試圖規定或限製其美學處理的嚐試都是誤導性的。藝術家出於任何原因而回避大屠殺的題材，都是在鼓勵遺忘曆史。在評判任何關於大屠殺戲劇性處理的問題中，埃利·威塞爾[19]說到了點子上：“怎樣才能講出一個不可講述卻又非講不可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