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南歐的一個重建生存—定居模式的實例是很有用的，因為它表明“文化”概念的消亡對遺存變化解釋的有效性。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發現了屬於同一時期（距今9500年至8500年）的兩種“類型”中石器時代遺址，它們被賦予不同的“文化”標簽，即阿斯圖裏亞斯（Asturian）文化和阿濟爾（Azilian）文化。例如，“阿斯圖裏亞斯文化”一詞適用於取自裏埃拉遺址第29層的材料，可追溯到距今8350至8950年前；來自烏蒂亞加（Urtiaga）遺址的C層的材料則可追溯到距今8530至8870年，被稱為“阿濟爾文化”。差異部分在於工具堆積物。相比阿濟爾文化遺存，阿斯圖裏亞斯文化遺物具有較少的打製品和背刃式石刀，以及較多的重型器物，如鶴嘴鋤和斧子。阿斯圖裏亞斯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低地和河口，而阿濟爾文化遺址則遍布整個低地和高原地區。動物遺存的內涵也各不相同：阿斯圖裏亞斯文化總是以馬鹿為主，麅子和野豬出現的頻率較低；而阿濟爾文化則顯示出較大的變化。在高山地區，他們都以野山羊為主。傳統上，人們把阿濟爾和阿斯圖裏亞斯遺址分類為不同的人類群體、不同的文化。然而，它們更有可能是同一生存—定居模式的兩個組成部分。阿斯圖裏亞斯遺址可能是用來處理來自大本營的大量廢料，而阿濟爾遺址則是進行各種狩獵、采集和捕魚活動的地點。但這一生存—定居模式的其他要素，例如大本營，尚未被發現。
覓食決策 當“重建”這些生存—定居模式時，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因為強調他們進入常規的季節性輪換，就忽略了中石器時代覓食者還擁有極其靈活的生存策略。雖然他們大部分的生存策略可能已經轉向常規化了——春天等待遷徙的魚類，夏季遷移至內陸地區——但他們覓食行為的效率不得不建立在準備應對新機遇或應付資源意外短缺的基礎上。為此，他們要依靠對周圍環境的了解，並不斷更新其“信息庫”，以了解各種資源的可用性和位置。因此，與其從季節輪換的角度來考慮中石器時代的生存策略，倒不如從一個更合適的角度把它看成個人和群體對於在什麽時候開采什麽資源的一係列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