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苦悶的狀況中，唯一能讓我產生共鳴的是原廣司（生於1936年）這位建築師。他被看作與時代逆向而行的古怪建築師。當時他不怎麽設計建築作品，而是默默地持續進行著村落調查。他所調查的村落並不是日本的村落，而是世界上邊遠地區的村落，比如中東、南美、印度等地的村落，他遍訪這些村落，想要從中發現未來建築的理想形態，這就是他的基本立場。真是一位似乎淨在做夢的奇怪的建築師。
在原廣司之前也有人曾經關注過村落。建築攝影家二川幸夫把他四處拍攝的日本村落的黑白照片匯集起來，於1963年出版了名為《民宅的生命力》的攝影集。攝影集中的文章是由建築史學者伊藤鄭爾寫的。長期患有結核病、剛擺脫病魔回到工作中的伊藤在“1964年”之前不久寫的《民宅論》看上去像是對丹下建築主導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日本的強力反擊。
但是，在石油危機後的混亂中煩惱的我沒能從日本的民宅中發現希望。1963年的時候也許日本民宅看起來是耀眼奪目的，但是用20世紀70年代的眼光去看的話，它已經充滿了懷舊和複古主義，是一種倒退的事物。簡而言之，看上去有一股陳腐氣。
另一方麵，原廣司對日本的民宅是不屑一顧的，他是一個與懷舊無緣的人。不過，他也完全沒有投入西歐的懷抱。他開著豐田越野車在世界各地荒野旅行的身影令我向往。他時不時會設計一些小型住宅，他自己的住宅（1974年）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昏暗，就像我大倉山的家一樣。當時設計那種昏暗建築的隻有原廣司一個人。他既不支持工業化社會，也不支持日本的民宅，而是一邊在邊境旅行，一邊享受著逆境。
當時，原廣司的研究室設在位於六本木邊緣地帶的生產技術研究所，這裏與本鄉的東大不同，有一種自由的感覺。我無論如何都想在他手下學習，更想和他一起去荒野旅行，在世界盡頭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