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權固當務之急矣！”
前幾天，讀到胡繩先生的《梁啟超及其保皇黨思想》（《讀書與出版》第三卷第三期）。他指出梁啟超是主張“興紳權”的人，以興紳權為興民權的前提：
受“甲午之戰”失敗的刺激，又受“維新運動”宣傳的影響，湖南省出現了一批新的紳士，他們企圖以一省為單位實行一些新政，達到省自治的目的，以便在全國危亡時，一省還可自保。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各省的紳士門閥中都有，不過在湖南，因地方長官同情卵翼這些想法，所以特別發達。梁啟超入湘後，除辦時務學堂外，又和當地紳士合組南學會。康有為這時仍全神貫注於向皇帝上書，而梁啟超則展開了在湖南紳士中的工作。他甚至鼓吹“民權”，但他說的卻是：“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又說：“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欲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上陳寶箴書》）——由此可見，他的想法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紳士的權力，這就是他的“民權”思想。
這一段話不但清理出五十年前梁啟超的紳權論，也指出五十年前一般紳士對救亡維新的看法。其要在“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開紳智）；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結論是學會為興民權之起點的起點，而辦這些事，欲假手於官力者不知凡幾也。
梁啟超先生本人是當時的紳士，他看紳權和民權是兩件事，紳權和官權則是一件事，無論就曆史的或現實的意義說，都是正確的。
五十年前的保皇黨，五十年後的自由主義者，何其相似到這步田地？曆史是不會重演的，紳權也無從興起，即使有更多的“援”，更多的“貨”，也還是不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