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條約中國對韓勢力之讓步
朝鮮一八八四年之亂，日本公使參與其謀。韓人憤怒，殺日商民，焚毀使館；公使逃之釜山。於是日本以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兵艦至韓；謁見國王，呈遞國書，嚴重交涉；並議訂條款：（一）由韓國道歉。（二）賠傷害損失等費十一萬元。（三）嚴治暴徒之殺日人者。（四）償建築使館費二萬元。（五）韓廷為其使館衛兵建築兵營。清廷聞變，遣使者之韓，參與和議；井上峻辭拒之。日人旋謂清兵曾助韓民攻擊日商；其明年，更派伊藤博文來中國，會議韓事。清廷命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與之交涉。伊藤先入北京，將呈國書；總理衙門，托言皇帝幼衝，拒其謁見。伊藤返之天津，與李鴻章會商韓事；雙方辯論，各不相屈。伊藤將歸，李鴻章讓步，且謂將辦兵士助亂有據者；因締結天津條約，其條款如下：（一）盡撤中日二國駐韓之軍隊。（二）中日皆不預聞朝鮮練兵之事。（三）朝鮮有事，一國認為必要出兵時，必先行文知照其締約國。論者嚐以斷送韓國之罪，歸於此條約；為斯言者，實昧於當時之情勢。日本自與朝鮮締約以來，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歐美諸國，亦多以獨立國待韓；當日韓交涉，井上故並拒絕清使與會。及伊藤來津，則是認朝鮮與中國有關矣。推李氏訂約之意，蓋以日韓相近，往來便利，其出兵較迅速；必先知照然後出兵，則能為之備。其所讓步者，惟第一二條耳。約成，二國之怨益深，亟謀報複，戰機日迫；茲分述之：
一、日韓之邦交益惡
日本地近朝鮮，人民視之若屬國。維新初年，武人嚐欲構難於韓而不果。其後國勢強盛，工商進步，人口數增；蕞爾小島，不足以資發展，益欲兼並朝鮮。而袁世凱在韓之急進舉動，結果反激增日人之野心，伊藤嚐歎息之。一八八九年，朝鮮官吏托言歲歉，禁止五穀出口；日本食料之來源驟斷，價值奇昂，人心惶恐。後知是歲朝鮮收入之豐，為近三十年所未有，輿論嘩然，僉謂朝鮮違背商約。公使嚴重抗議；二月後，韓乃開禁。其後二年，韓複申前禁。公使為其商人，要求賠償損失十四萬元。曆久交涉，韓廷許賠款四萬餘元。政府大怒，招回公使，而以年少敢為之政客大石正己代之。大石與韓廷交涉，要求賠償十七萬元，限十四日答複；逾期不得要領，即當撤旗歸國。李鴻章聞之，大驚，急命韓廷賠償日商十一萬元，其事始已。日韓之邦交已日益惡；複值日本召集議會之初，下院時與內閣衝突，政府解散下院，至於再三，伊藤憲法，殊多困難；若將修改，又政治家之所躊躇顧慮也。政府為保全其憲法計，乃謀對外以求與國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