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象底社會性。另一方麵從官覺與認識底對象著想，它也是有社會性的。認識本身就是綜合的，認識一個體不僅是目之視色，耳之聽聲，……這一點前此已經提到，從所引用的意念著想，官覺雖不是綜合的，然而從意念底引用著想，官覺也是綜合的。意念的引用總牽扯各工具或趨勢底合作，而工具或趨勢的合作總引入社會性。結果是官覺和認識底對象不隻是所與而且是有意味的對象。意味兩字可以表示官覺與認識對象中的不同的社會性。意味底不同也許大部分是官覺者對於對象所發生的情感不同，但意味有別的成分，不隻是情感而已，情感兩字，不能代替意味兩字。不同社會的官覺者不容易得到彼此底意味，一個中國人和一個美國人去遊山，從所見的客觀的所與說大致差不多，從所得的意味說大不一樣。
2.以花為例。有好些例子可以從花中舉出，中國人看見蘭花和牡丹與英國人看見蘭花和牡丹大不一樣，中國人看見蘭花，也許感覺到幽雅清潔味，也許還想到空穀，看見牡丹花也許夾雜地帶上富貴堂皇味，或者感覺到“俗”味。其它如菊荷梅都有特別的意味。英國人看見這樣的花，根本得不到這樣的意味，即令有少數英國人得到此意味，他們也不容易傳達給別人。英國人看見rose和中國人看見玫瑰大不相同。在字典中翻譯rose這一字底問題小，在詩歌中翻譯rose這一字的問題大。其所以然者因為意義容易傳達，意味不容易傳達。
3.語言文字所給與對象的社會性。文字上的影響也特別地大。好例子一時頗不容易找，可是我們可以說一句普遍的話，每一文字都有別的文字所不能翻譯的話。不能翻譯的理由，有些是字底問題，有些是句子底問題，從字著想，有些是字底意義問題。在一文字中有些字在另一文字中沒有相當的字可以翻譯的，例如中國文字中的“禮”字在英文中似乎沒有同意義的字，在德文也許有比較相近的字。有些雖有意義上相當的字，然而在意義上相當的字不能引起相當的意味；“大江”雖可以譯成“big river”或“great river”，然而在“大江東去”裏的“大江”兩字底意味，似乎不是相當意義的英文字所能表示的。至於句子，更是麻煩。這麻煩是大多數的中國人所能感覺得到的，不必多所討論。無論如何，不僅官覺與認識底曆程受文字底影響，即對象也受影響。也許有人會說，這裏所謂文字上的影響，不止於文字而已，例如中文中的“子曰”和英文中的“and The Lord Said”底不一樣，至少有儒家和耶教底不同夾雜在裏麵。這的確不錯，這就是我們所謂工具合用。可是我們在這裏的討論是分別的討論，隻就文字而論文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