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國的集權主義的成功，此時使關於我們的製度的批評，顯得更苛刻、更危險。特殊事故之能轉變一般思想，曆史上已有明證。君主立憲的英國的勝利，在18世紀初葉使多少傾向君主專製的思想都為之轉變。“不列顛海軍與瑪鮑羅葛[134]產生了洛克[135]與其他英國哲學家趨向歐洲大陸的潮流。”拿破侖的敗滅，更增強了歐洲各國傾向英國政體的風氣。19世紀時，不列顛工商業稱霸世界，1870至1885年間，法國迅速複興，1918年，協約國戰勝。這些史實又增加了自由議會製的威信。凡由國際條約產生的新國家，沒有一個敢不采兩院製。非洲，甚至在亞洲，也似乎被這傳染病征服了。
1920至1930年這十年間，協約國無力重建歐洲的均勢了，於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它的創立者的天才，俄羅斯的革命，創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種方式。德國，最先想仿效戰勝國的法律，後來終亦擁出一個“狄克推多”[136]。政治哲學家正在尋找理由來罷黜他們以前崇拜的製度。
要從這些國際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來是很難的。傳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會停止蔓延。在法國大革命時，許多英國人對於革命的普遍的勝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實上，法國大革命並沒此種普遍的勝利。但雖然沒有表麵上的革命，別的民族亦會借用鄰國的新製度，因為它適應實際的需要，適應一般風俗的轉變。我們可說，大戰以後，德國史上最重要的事變，莫過於模仿羅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會傳染的話，它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時，亦能變形。製度成功之後，常使名字與象征具有一種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號即以滲透作用深入鄰國。“帝國”“凱撒”這些名詞，直至兩千年後的今日，還保有相當的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姿態、字匯，被全世界抄襲了去。但無論哪一個民族，盡管自以為承受了別一個民族的組織，實際上總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別人的組織改變過了，這天才即是他的曆史的機能。法蘭西共和國，不論他自己願或不願，確是繼續著路易十四[137]與拿破侖的“集中”事業（l' oeuvre centralisa trice）。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俄國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時代的官僚傳統。在德國，羅馬的法西斯主義變成了異教的，狂熱的，極端的。字匯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詞即能造成相同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