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改革，能不能使國家去補足自然經濟（économies pontanée）的匱乏？我不信這種結果是可能的，亦不信是值得願望的。由國家單獨統治的經濟，永遠是勉強的。一切工作將因之官僚化；集團救濟亦將有所不足，因為當未來的疾苦顯得“非個人的”疾苦時，也不會如何令人驚怵了；連選利益的壓迫，勝過了需要與責任的壓迫。國家可以有益地運用監督機能，它可以強迫生產者顧及大眾利益；但事實證明，它若要支配生產，必得把權力轉移。
那麽怎麽辦呢？恢複一個與19世紀相仿的社會麽？鼓勵那些在經濟恐慌時有神妙的調節力的小農莊、小企業，使它們複興麽？許多國家都試著這麽做。美、德、意各國的政府，都希望能創造那些非“企業的”而隻是生產糧食的農莊。即在法國，因為工業到處都和農業有密切的關聯，工人們家裏都有一方菜園，故失業的痛苦亦沒有別國劇烈。在英國，某閣員正在設法振興農業。在俄國，由莫斯科指揮一切的計劃，試行了很久，現在卻亦努力放棄官僚政治而提倡土著生活了。在美國，小企業及中等企業之比著大實業更易複興，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應當回複那有生機的生活方式，應當把這一點勸告青年，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使青年們抱著“大量生產”“巨額主義”的理想也太久了。我們可以假想，未來的一代，將尋求一種悠閑的耕種生活，隻要簡單的工作便可支持的生活。
但此隻是本問題許多原素之一。若幹技術，因性質關係，唯有在大工廠中方能實現。交通事業與重工業的集中，公務員聯合會的勢力，都是事實。人們盡可不讚同，盡可表示扼腕，但不能否認它。自由主義本身固不失為良好的主義，在理論上幾亦無懈可擊。但它有一點大毛病，即是已經死滅了。我們是否應當去請教職業組織及勞資聯合會，以便駕馭這些巨大的機器？此種會社之目的，在於團體的自衛，在於和另一個團體鬥爭，以前，它們難得顧慮處在明哲的觀點上必須顧到的國家利益。它們組成激烈的、富於感情的團體，領袖們也隻籌劃如何獲得會員的讚同，全不知國家有何需要，他們的敵人有何理由。